1970年，时任广州市领导的梁湘来到祝志伟家看望她和丈夫，看到他们一家11口人挤在不足90平米的房子里，当即允许他们在花园里加建房间，并让相关负责人作了书面批文。1975年，祝志伟的老伴去世，市委领导来到他们家慰问，批准他们将加建房屋再扩建一些，于是，祝志伟将房屋后方的16平米简易板房扩建到了64.9平米。
2001年，祝志伟在拆迁合同签下名字的时候，她已经75岁，在此后的近12个年头里，用家人的话来说，这名曾经的“老革命”，过得非常“生气”。一家人住了近30年的约65平米自建房，由于历史原因没有确认产权，在这次拆迁中没有被还建，更让祝志伟不能接受的是，同一个大院里的几乎其余所有自建房，都得到了确权并还建。这个一辈子“听党的话”的人，在十余年里，始终寻求找组织解决问题，并且不允许她的子女把事情“闹大”。
拆迁重建后加建房不见了
2001年，正在施工的地铁二号线从越秀区应元路广州市老干部休养所(以下简称“干休所”)的地底穿过，恰好连天的大雨又让干休所背后的越秀山发生滑坡，干休所的部分房屋出现裂缝和下沉。随后，广州市地铁总公司、广州市道路扩建办公室和干休所一起，负责将干休所内近30栋楼房拆掉重建。
祝志伟家所在的20栋是两层楼房，她家在一楼。祝志伟同意拆迁，“我刚一签完字，就看到那几个人(指当时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在偷笑，我心想坏了，这里面肯定有不对劲的地方。”
如今的祝志伟已经87岁，但是思维清晰、记忆力极好，她详细回忆了当天签字的情况，称一名邻居听见那几个工作人员在议论，“又一家上当了。”
让祝志伟感觉“不对劲”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在随后的重建规划中，祝志伟家80多平米有产权的房屋得到了重建，但自建的65平米房子不见了。“当初明明说好的是原地原貌重建。祝的大女儿张晓园说，拆迁方当初的承诺是，户型、朝向等等一切都不会改变。
原因早已暗含在合同中，加建部分的房屋，待日后产权明晰后，再根据权属按规定办理。“拆迁的时候，房子确实是没有确权。”张晓园说，全家人都以为，在拆迁的时候会由干休所出面帮忙确权。好在张晓园考虑到，要对自建房保留证据，于2002年拆迁之前，到广州市公证处做了一份保全证据公证书，证明祝志伟家确有近65平米的自建房。
自此，祝志伟及家人开始了十多年的申诉道路，先后去过省市信访部门、老干局、道扩办等多个单位，但一直得不到解决。尽管祝志伟内心非常希望能够拿回加建房屋，但她经常嘱咐儿女，要相信组织，不要“闹”。
律师认为，目前房屋确权的工作刚刚移交给城管部门，一方面城管部门刚接手此项工作，确权审批时会十分谨慎，另一方面在确权审批的十多条硬性规定里，有几条是需要相关部门到实地测量的，现在加建房屋已经不在，自然无法确权。
祝志伟一家要求重建加建房的道路，似乎陷入了死胡同。但知情人士透露，原因也许不止于此，其表示地铁方面对干休所的还建面积是足够的，只不过不是分配到每户，而是全部给予干休所，再由干休所具体协调。干休所方面表示，目前已经重建起的房屋，都是手续合法的，对于祝志伟家的加建部分，因其没有报建，属于不合法，无法重建。
房屋历史有证明材料
祝志伟一家在没有房屋产权的情况下依然一直申诉，是因为他们手上有关于房屋的相关证明。
房子是1964年党委修建，给部队干部居住，一共修了29栋。祝志伟全家于1968年正月初一搬进第二十栋，其丈夫张坦当时是广州市卫生部门负责人，自己是广州市第一医院政治部主任，“我们把二楼的房子让给医院的一个司机住，我们家住一楼，一楼80多平米。”祝志伟说，好景不长，正值“文革”期间，全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有“造反派”的人来要房屋办公，要求祝志伟一家搬走，祝志伟到市委开了证明，总算“保住”了房子。
1970年，时任广州市领导的梁湘来到祝志伟家看望她和丈夫，看到他们一家11口人挤在不足90平米的房子里，当即允许他们在花园里加建房间，并让相关负责人作了书面批文。1975年，祝志伟的老伴去世，市委领导来到他们家慰问，批准他们将加建房屋再扩建一些，于是，祝志伟将房屋后方的16平米简易板房扩建到了64.9平米。
房屋扩建后，祝志伟将领导的批示交到了她工作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然而该院每10年清理一次资料，祝志伟上交的批示由于时间过长被工作人员处理。2003年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为祝家开出一份证明，证明提到，65平米的扩建房之前没有办理报建手续，现由于拆迁，祝志伟要求65平米继续归她使用，希望在不违反政策的条件下考虑她的意见。
大女儿张晓园也在广州市第一医院工作，1990年代时单位分给其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我钥匙都拿了一个星期了，我妈硬要我把房子给别人。”张晓园说，母亲要求其把房子让给更需要的人，儿女在自己的房子里挤挤就好，“现在好，原来的房子也少了一大截，我们子女还要出去租房住。”目前，祝志伟一家8口住在90平米的房子里。
往事
17岁加入新四军的姑娘 黑山阻击战中的女战士
1943年，16岁的祝志伟还是吉林省敦化县东关小学的一名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遇到了新四军。据她回忆，当年和几个小伙伴到山里玩耍，无意间认识了正在山里秘密疗养的伤员，负责照顾伤员的连长正在为疗养药物的运输问题发愁，见到他们几个孩子，灵机一动请他们帮忙，这一帮就是一年。
“从我们学校到他们疗养的地方有60华里，中间有日本军和伪满洲军队设的两道关卡，来往都要被搜身，当时我们9个小伙伴里有一个姑娘是哑巴，我们就把药放在她的饭盒底部，上面盖上食物，把书信埋在她的辫子底下，官兵要搜身的时候，我们几个身上没东西的先迎上去让他们搜，哑巴趁机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过去，”祝志伟说，9个孩子里她的年龄最大，偶尔被官兵叫住，她会带头站出来，说前面埋头走路的是哑巴，听不到声音。走这条路的次数多了，他们与设卡的官兵也就熟了，有时还把路上采的野果分给他们，时间长了也就不搜身了。
一年后，几名伤员康复归队，连长问祝志伟愿不愿意参军，祝志伟答应了，她的理由是：“日本人当年在我父亲身上扎了几十刀，好几年不能正常工作，我要赶走日本人，要为父亲曾经受的伤报仇”，填完表格之后，祝志伟正式入伍，此时她才知道，这些她帮助了一年的伤员，隶属于新四军43军。
“我们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条命来之不易啊”，祝志伟讲起自己的从军经历就停不了嘴。让她印象最深的当数作为辽沈战役一部分的黑山阻击战。
当年祝志伟在共产党的第47军，在黑山地区挖战壕准备战斗，对国民党军队进行阻击。“那一仗打得很艰苦，半个多月时间，我们所有战士都呆在战壕里，一直没有休息，因为实在太困太累，有的时候两个人不小心在战壕里撞到一起，都有可能倒在地上睡着”。
附近村庄的老百姓时不时会挑来玉米粥和玉米面粉，但最短缺的是饮用水。虽然大家都很渴，但谁都舍不得喝，都把水留给了伤员，祝志伟回忆，“当时领导在战壕里给我们喊话开会，说着说着嘴角都起白沫子，因为太长时间没喝水了。”祝志伟清楚地记得，这一仗熬了整整17个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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