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珍，2014年11月21日去世。图片由段瑞秋提供
1944年9月3日，中国远征军士兵在云南龙陵救下了4名朝鲜慰安妇，美军联合通讯社记者瓦尔特·乌勒拍下了这一幕。图片由段瑞秋提供
68岁的罗善学（左）和90岁的韦绍兰。图片由段瑞秋提供
2014年11月21日，段瑞秋的手机响了。一个韩国友人告诉她：“我在中国广西荔浦见过一个奶奶，还要去见另一个奶奶。可是，另一个奶奶去世了，今天中午。”这几句中文虽然磕绊，但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书《女殇》作者段瑞秋听得很明白—何玉珍去世了，她是今年离世的第三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这样的电话，随时都可能响起。
40万，这是目前根据文献和调查统计出来的亚洲慰安妇数量，其中中国占20万，实际数字可能还在此之上。当南京大屠杀的“30万”数字已经刻骨铭心，这个“40万”却并不为太多人所知。在《女殇》中，段瑞秋为最后27位活着的中国慰安妇记录了证言；但到书出版时，她们只剩下24位。
12月13日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军史作家余戈说：“70多年前，有一群中国妇女，因为国家贫弱，因为中国的男人没有办法保护她们，而陷入了地狱。今天，她们正在一个个离去，我们却仍然不太了解这段历史。我希望拿到这本书的人，都能好好地读一遍，权当是为她们、为那段历史的送行。”
崔永元在《女殇》的推荐语中写道：“战争中犯下的反人类罪，通常不会因为施虐者的忏悔而让痛楚烟消云散，何况还有至死不悔的。和平年代，为什么要在歌舞升平中加入这些嘶哑的呐喊，就是要让年轻人知道历史、承担责任，国家强大的标志就是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每一个子民。”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14年的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亚洲慰安妇死于日军蹂躏，人数约30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资料记载，占领海南岛的6年间，日军设立慰安所70多个，有慰安妇数千人，她们大多病死、自尽、被杀，战争结束时，仅剩不到100人。王志凤就是幸存者。
这样的慰安所在中国应该还有很多，也应该已经消失了很多。1983年，一个名叫长健一的侵华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昭和十三年（1938年—记者注），在参观南京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慰安所’。他们了解到南京有两家，便去了其中一家……他们缴费，但不能挑选女人，就像上公共厕所一样。”
1941年，17岁的王志凤是在回家路上被两个日本兵抓走的，从此陷入地狱。受尽折磨后，还被拉去帮日军挖战壕。一天天热，口渴的王志凤向日本兵讨水喝。没想到这个士兵冲过来把她推到，疯狂地踢她右小腿的胫骨，那是一块仅有皮肤包裹的骨头！由于得不到任何医治，伤口很快感染、化脓、溃烂，至今仍留有疤痕。
今年89岁的王志凤流着泪对段瑞秋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我？！”也许侵华老兵太田毅的回忆录能回答这个问题：“想起做过的这些事，感到自己不是人类，而是魔鬼！”
其他战争受害者可以义正辞严，而性暴力受害者甚至得不到同胞的正视
段瑞秋在书中写道：“其他类型的战争受害者，比如亲人死亡、自我伤残、丧失财产，都可以昂首挺胸、义正辞严地控诉战争的罪恶，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气吞声、沉默寡言，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正视。”仅就《女殇》中采访到的27位受害者，她们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闭塞的乡村和城镇僻静的角落，生活困顿，永远蒙受难以摆脱的羞耻，甚至是同胞和亲人的鄙夷。
《女殇》几乎是关于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纪实作品的终结之作。书中的27位女性，年纪最大的符桂英95岁，最小的刘凤孩也已85岁。她们都老了，这些记忆终将随着她们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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