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 11-10 21:30 330评论
自2007年1月1日始,广州开始全面禁摩,此后便有了“五类车”这个名目。目前,广州交警日均查扣的“五类车”超过750辆,每天扣的车几乎可以放满半个足球场,一年扣押的“五类车”超过30万辆。
时至今日,从客村到员村,从大德路到人民路,从东圃到同德围,围绕着市内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随处可见摩托车、电动车、三轮车以及“残的”横冲直撞的身影。
“五类车”的主人们每天都与机动车抢道,与警察斗法,在别人口诛笔伐中讨生活。
A三轮车主阿梅:逆行超速只为“捞金”还赌债
立冬日,早上8时,广州城飘着绵绵细雨,路面有些湿滑。数平方公里的中大布匹市场逐渐从沉睡中苏醒,织行老板们“哗啦啦”拉起铁闸门做生意,摩的、三轮车和行人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市场的横街窄巷。阿梅熟练驾驶着破旧的电动三轮车,车上驮着二十多匹布料,堆在车架上足有2米高。密密的雨滴打在她的脸上,头顶的长方形小雨棚似乎没有发挥用处。
“最讨厌下雨天,头发衣服全湿了,还容易感冒发烧。”阿梅絮絮叨叨地诉说着。在布匹批发市场,拉货对个人体力和耐力要求甚高,按照一匹布30公斤计算,阿梅通常一次拖运25条,相当于750公斤的货物重量,这个数字对于一名男性来说都是不小的负担。阿梅感到相当吃力,每晚回到家,手臂、胳膊都感到酸疼。尽管如此“艰辛”,布匹市场三轮车拉货者中还是有一成的女性,“这些女的基本都是夫妻档,跟着丈夫讨生活”。
7年前,31岁的阿梅随丈夫从湖北来到广州打工。通过老乡介绍,她的丈夫购买了一辆三轮车在布匹市场运送织布。为了还清丈夫欠下的30万元赌债,阿梅也开始坐三轮车送货,“我做搬运工,都是被逼的。”
早上10时,阿梅接到了一个熟识老板的电话,有一批布料需要从仓库运送到另一处运货的大卡车上。批发市场的门店只摆放纺织布料的样板,织行批发商需要将货物从仓库发送给附近纺织加工厂,这就是阿梅每天的工作。
她先来到某织行档口,从老板娘手中接过提货单,娴熟地穿越来来往往的人流。大约五分钟后,三轮车停在了俊豪仓库门口,阿梅装好了货物继续上路。在返回途中,一辆载有三卷布匹的摩的翻倒在地,所幸司机并无大碍,“像这样的事故几乎天天有,两个轮子运货很不稳的。”阿梅说。
这一单收费是20元,普通订单大致在15元至30元之间。几次交易之后,工厂老板会固定找几个拉货工人,互相熟络了,有些老板就会等上个五六单才结账。在批发市场,一些三轮车司机便曾遇到过一些“无良商家”,拿了货物就“跑路”。阿梅比较幸运,同她合作的几个老板都很讲信用。
将30多公斤的布料扛上肩,一根根搬运到三轮车上,的确是件吃力的体力活。遇到像阿梅这样的女搬运工,织行的男老板们都会卷起袖子上阵帮忙,同时也会相应减少货物重量,“他们对女的态度比较好,会主动帮我搬货,这时女人的弱势变成另一种优势。”阿梅聊以自慰地说道。
在记者跟随阿梅的4个多小时里,她接到了五个运货电话,“有时根本忙不过来,就打电话叫老公来帮忙。”阿梅的老公早她四年进入批发市场当搬运工。遇到送货高峰期,阿梅和丈夫一天连一顿饭都顾不上,中午通常就在街边随便买些油条、面包,边吃边拉货。
阿梅的生意很旺,日均接货十多单,一天盈利300元至400元。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常常给熟悉的老板开低价,赚取更多拉货机会。
阿梅一身牛仔衣,头上绑着整洁干练的马尾辫,淡紫色花边的头箍装饰,眼角处还涂着紫色的眼影,看得出刻意打扮的痕迹。唯独手指上贴着的好几处大号创可贴,与这身打扮格格不入,“一些摩的和三轮车拉货的时候,速度特别快,我的手经常被车上伸出来的货物刮到。”
中午了,刚送完货的阿梅又有了下一单生意。记者坐在车后边跟着阿梅去仓库收货,三轮车一路逆行,迎面而来的是快速行驶的摩的和三轮车,后面还时不时冒出几辆“超车”摩的,不禁让人手心出汗,“一大早没(交警)看守,所以我们才敢(逆行)。”阿梅说。
在中大布匹市场,三轮车的超载、超速、逆行和突然变化车行道等不文明驾驶行为十分普遍。由于每单搬运费是由具体距离和货重决定,为了最大限度地“捞金”赚钱,车主们多只求快速懒理安全。三轮车、摩的和行人在狭窄的街道上穿缝行驶,行车轨迹似“S”型,极易发生各类事故。无论是坐在三轮车还是走在路上,记者都要十分注意突然横穿出现的货物。横着摆放的布匹可以超出车体两边有20厘米宽,稍有不慎便容易伤及旁人。
作为中大布匹市场的五类车先行者,阿梅对目前的交通状况也不甚满意,中大布匹市场大概5年前完成升级改造,面积扩大了数倍,同样扩张的还有“五类车”,“如果算上搭客的,至少有两三万辆”。
对于近日广州拟禁止电动车上路,阿梅的态度很明确——坚决反对。“这是没办法禁止的,市场需求那么大!如果老板只运少量货物,面包车拉一单要50元,我们(三轮车)只收20元,如果都要面包车拉,老板也吃不消。”
B载客摩的老蒋:攒够饭钱就回家带孙
中大布匹市场有近万辆运货三轮车,而拉客的电的、摩的数量则比三轮车多出好几倍。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一些警察身着便衣,在批发市场附近伺机行动,打击和收缴“五类车”。46岁的老蒋在批发市场开摩的拉客不到八个月期间,被交警缴获了3辆车,一部价值3000元的新车和两部1000多元的二手电动车。
今年3月中旬,老蒋载着一人和两匹布料在海珠区政府附近的人行道上,被七八个穿着制服的交警拦了下来,没收了新买不到一月的电动摩托车。他心里暗骂自己蠢笨,接着他买了一辆二手摩的,看到穿制服的交警学会“绕道而行”。
6月初,当他载着客人路过逸景路时,十几个便衣警察站在路边,他们胸前佩戴着“工作证”,手里还拿着对讲机,2个小时内已经抓获了12辆摩的。老蒋没注意到前方的情况,“不幸”被便衣警察一把拉下车,“我第一反应是赶紧骑上车逃跑,但这些便衣警察会骑着摩托车来追你,想跑掉也很难。”老蒋最后是连车都不要就跑了,“只要人没事儿,车丢了再买一台就是了,赚到钱就买辆新的,没钱就买辆旧的”,老蒋并没有把连续三次被抓的损失放在心上。
记者在市场附近一打听发现,几乎每一个摩的司机都曾被便衣警察抓到,有的两年被没收了4辆车,有的才刚入行,一上路就被便衣警察逮个正着。对于,便衣警察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摩的司机这样形容:无固定时间地点,特征也不好把握,因此才会频频“落网”。
立冬当天,老蒋几个老乡的车在路上被扣了,老乡们将便衣的特征、出事的路段,还有警察的照片发在群里,“多认识几个机灵的老乡,可以减少很多损失,有几个老乡每天都会搜集一些警察出没地点的消息,然后通传”。
老蒋以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农闲时会到建筑工地做水泥工。在老乡的介绍下,他背井离乡来到广州发展。
老蒋对这份工并不满意,“这不能算是一份工作,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低三下四的。别人问我做什么的,我说我就是一拉客的。”不过,老蒋挺喜欢这份工的“自由”,上午没生意时,可以和老乡坐在一角喝茶聊天,天气不好就在家休息,“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建筑工人,经常要忍受包工头的臭脾气,现在一个早上不干活也没人说我。”
拉一单摩的,收费标准为5-10元,老蒋平均一天赚200多元,一个月收入有5000元左右。摩的生意提高了老蒋的生活品质,现在的他每顿饭都可以吃上荤菜,还供养着读大学的儿子,这让他显得有些得意。沸沸扬扬的禁摩禁电风波,让老蒋对于“未来”和“理想生活”有些不自信了,“我没什么文化、没技术,等儿子大学毕业了,结婚生子了,我和老婆也攒够了饭钱,就卖掉摩的,专门在家带孙子。”这是老蒋理想。
晚上7点多,布匹市场的档口传来“哗啦啦”闸门关上的声音,五类车主们则准备再干最后一单活。一群群摩的司机在档口过道的出口处等着市场收工的人,他们搓着双手取暖。客人来了,老蒋拉紧大衣拉链,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夜色中。
记者手记
失控的五类车和失效的禁令
在两天的采访中,记者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五类车主,如果说开五类车谋生活是为生活所迫,颇为牵强。由于收入不菲、违法成本低、工作时间自由,甚至连写字楼里的小白领都扎身其中,不亦乐乎。
在广州,存在着大量城乡接合部、批发市场、出租屋,在这些五类车横行的化外之地,尽管天天与警察做着“猫鼠游戏”,但似乎没有一个五类车主对这份工作的前景有着过多的动摇。专业市场的物流需求以及政府的配套缺位,让五类车堂而皇之地占用公用资源,影响街坊生活,同时带来一系列交通隐患。
有需求的市场是否就真能名正言顺呢?今年9月,两姐妹从人民桥搭乘一辆“五类车”,当该车行至人民桥北时,由于颠簸,姐姐跌出车外受伤致死,“五类车”驾驶员逃逸。面对这样的伤亡案例,实在不容忽视。2014年1月至9月,已发生“五类车”交通事故1300余起,死亡近400人,受伤1500余人。去年“五类车”的交通事故1600余起,死亡400余人,受伤1700余人。
我们无法追溯到第一辆五类车从何时开始在此落地生根,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广州的某些领域,五类车已经失控。
如果“禁”可以从根本解决问题,那么在禁摩已经七年之久的广州何以仍有五类车生存的土壤?一切回到源头,我们是否应该思索一番:五类车因何而生?奈何不去?
羊城晚报记者 许琛 艾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