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东莞“企业倒闭潮”背后的转型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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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东莞“企业倒闭潮”背后的转型阵痛



东莞，倒闭后的企业一片萧条，睡在旧厂房中的流浪者。图/CFP


今年4月，诺基亚关闭了东莞的工厂，图为厂房1号门处一些物品已经被拆除。图/CFP


在东莞一些工业园区，“厂房招租”的广告随处可见。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摄

以电子行业为主的企业批量关停，官方否认出现第二轮“倒闭潮”，多举措推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加工制造业让东莞市有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近一年来，“熄火”、“衰落”和“危机”成为外界加在东莞身上的标签。

目前，广东东莞、深圳等地的加工制造业很多工厂订单流失，不得不关停或将生产线向东南亚、非洲等地转移。媒体称之为东莞遭遇新一轮“工厂倒闭潮”。

但弥漫在东莞空气中的，并非都是悲观的气息。东莞市长袁宝成说，一些企业的倒闭，是属于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并不能说明制造业整体遭遇了危机。

相关专家认为，东莞一些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厂倒闭的同时，一些高科技、大品牌公司也在崛起。一边是倒闭潮，一边是转型潮，两者并存。这是中国产业升级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关闭东莞的工厂一年多后，37岁的任远前不久将深圳的工厂也关闭了。

几个月来，任远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车子变卖维持运转。但他发现，卖再多的房子和车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任远选择彻底告别手机制造业。

“我的遭遇和高民一样。”任远说，今年1月，“兆信通讯”董事长高民留下遗书自杀，引起社会轰动。高民的几位供货商拖欠上千万货款，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0年前，东莞攒几台模具机就能开工厂。当时还是打工仔的任远抓住机遇，在东莞开了第一家手机屏幕组装厂。

经过数年的发展，任远的工厂年产值2亿多元，用工最高规模有上千人。2009年，他在深圳又开了一家同样的工厂，主要生产手机屏幕和屏幕光源。两个厂为他实现了财务自由。

但从2012年开始，手机制造业开始走下坡路。除了国际上一线手机品牌被淘汰外，手机配件制造业的竞争也越来越白热化。

与任远类似的案例近一两年不断上演。东莞当地流传的说法是，近一年以来，至少有4000家企业关门。而以电子行业为首的生产制造业企业成批量倒闭，媒体称之为东莞第二轮“倒闭潮”。

屏幕工厂利润三年减少9成

任远是河南人，2003年他到东莞打工，进入一家手机屏幕加工厂。在熟悉了业务流程后，2005年任远成立了自己的手机屏幕厂。

当时正是触屏手机发展的高潮期，各种手机都在更换手机屏，也涌现了很多智能手机品牌。任远开始为三星、诺基亚、京瓷等手机供应手机屏，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

2009年，任远又在深圳开了一家相同的手机屏幕厂。任远说，他的工厂没有核心技术，只是将外面工厂切割好的玻璃组装焊接成手机屏幕。

10年的发展让任远成为朋友心目中的成功人士，但他没有想到生意的寒冬说来就来。

“其实做到后来已经没有意思了，工厂利润三年减少了9成。3年前生产100万件货能赚200万，现在生产1000万件才赚200万。”任远说，从2012年开始，手机屏幕的利润越来越低，厂家纷纷压价销售，成了恶性循环。

去年的一天，他接到已合作10多年的另外一家液晶公司老板电话，对方说自己活不下去了，欠他的165万元货款只能以后再还。

“我跟他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我能怎么样？”任远说，他们这一行都是三角债关系，他的客户欠他的钱，他也欠着供货商的钱。如果他的工厂要继续开下去，他就只能自己背下这个债务。

后来，倒闭跑路的客户越来越多，任远只能卖房卖车来维持自己工厂运转，最后实在支撑不下去，只好选择了关门。

任远说，现在很多工厂都在苦苦支撑，做得很辛苦，但还要做下去，要不然就只能宣布倒闭，也意味着自己承认失败。

“有时候想着想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任远说，创业十年，虽然赚了点钱，但是工厂就这么倒闭了，真不知道怎么跟人讲。

10月8日，与任远类似的企业深圳福昌科技公司宣告：因资金链断裂，决定停产，放弃经营。

福昌前员工杨天（化名）认为，福昌的倒闭有其自身的原因，福昌主要为三星、华为、中兴等手机企业生产手机塑料外壳，这属于一个低端产业。一旦有厂家拿更低的价格竞争，福昌就会接不到订单。没有订单，还要给员工发工资，势必会拖垮企业。

不久前，东莞京驰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也宣布破产。

成立于2013年的京驰公司也是一家生产手机外壳的企业。11月1日，京驰厂区内只有一位老人在守门。他说，京驰倒闭前也有很多供应商来讨债，工厂今年的生产质量跟不上，残次品率超过20%，大批产品被退回来，老板结不到钱，自然也无法给供应商付款，最终导致企业倒闭。

“东莞还有什么地方能吸引我？”

除了倒闭，也有企业选择了外迁。

今年十月长假过后，东莞金宝电子厂将4个厂区中的一个厂区生产线关停。据媒体报道，金宝公司要将生产线转移到泰国。

东莞金宝电子厂位于东莞长安镇，属于台资企业，主要为世界知名的电子钢琴、电脑、打印机代工。

金宝公司员工刘强（化名）说，今年中秋节之前，他们完成最后一批订单后，公司宣布放中秋和国庆长假。但等到10月8日来上班时，他们发现工厂的生产线被拆除，听说生产线转移到泰国。他们所在的整个凤凰厂区的人要么分流到其他厂区，要么遣散回家。

在金宝厂工作了8年的刘强已成为流水线上的主管。原来有订单的时候，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月工作26天，能拿6000多元工资，但这次生产线被拆除后，工厂让他到其他厂区做普工。

对此，刘强难以接受。

截止到11月初，原来凤凰厂区的100人还在公司坚守。他们说，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玩手机、睡觉，一个月按照基本工资2000元发工资。“厂里这样做实际上就是逼着我们自动离职。”刘强说。

但金宝电子厂并不认可生产线转移的说法。

“只是一个生产线调整。”金宝电子厂台籍高管刘裕宏说，原来的产品生产线订单减少，他们将更换成新产品的生产线，就拆走了原来的工作台。

尽管东莞金宝电子厂否认将生产线转移泰国，但东莞市工厂转移到中国内地、越南、印度、非洲的比比皆是。

东莞一鞋厂负责人曾亮（化名）说，他曾到访过非洲加蓬等地，现在非洲很多地方和三十多年前的东莞很相似，低廉的人力成本、低下的政策门槛十分适合野蛮生长，他已经打算到非洲新大陆去寻找“第二个东莞”。

任远的老乡，今年28岁的河南周口人申丰则打算把自己的LED灯厂转移到内地。

申丰面临的遭遇和任远相似，他如今正在苦苦支撑自己的工厂。

2008年，申丰来到东莞打工。有经营头脑的他后来自己成立了一家LED工厂，专门做灯带。

灯带的核心技术主要是里面能发光的芯片。这个芯片技术如今仍被日本、中国台湾等大品牌厂家掌握。申丰从外面采购回来芯片和塑料包装后，雇人焊接组装，加工成日常用的霓虹灯、家庭吊顶装饰用的LED灯带。

因为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像申丰这样的LED灯带厂家在深圳、东莞有很多家。申丰说，刚开始一米LED灯带能赚20元，如今，一米灯带也就赚几分钱。

最近，申丰正在与老家的镇政府洽谈政策方面的优惠。申丰说，现在深圳、东莞有的政策，内地也有，甚至还会更多。

“东莞还有什么地方能吸引我？就算把我留下，我上哪里去招工人？”申丰说，东莞、深圳一个工人工资最低不能少于3000元，否则一个小工都招不到，但在内地，1000多元就能招到一名工人。

“打工者就像流通不出去的货币”

在任远的心目中，如今的东莞已经彻底变了。

十年前，任远刚来到东莞时，到处都是工厂，走在东莞的街道，就像他老家的庙会，处处人山人海，路边叫卖的小商贩络绎不绝。

如今的东莞则异常冷清。工厂旁边的街上，冷冷清清，人变得越来越少。

位于东莞市南边的诺基亚厂区，有一座星级酒店。酒店服务员说，放在以前，多数来诺基亚谈业务的人都选择住这里，那时房费一晚400多元，还总是客满。

今年4月诺基亚关闭东莞的工厂后，这家宾馆的生意开始低迷，如今带有客厅的套房，一晚上也只有200元。

一些工业园区原来曾是镇村依赖的“经济收入”，现在这些工业园区中“厂房招租”的广告随处可见。从一些厂房外看进去，里面的设施陈旧不堪。

今年28岁的刘强10年前从技校毕业后就来到东莞打工，最开始三年在一家电容器工厂工作，后来经人介绍，2007年来到金宝电子厂，并在这里结婚生子。

刘强的老家在湖南宁乡县，像他这么大的年轻人多数都在外地打工。

但东莞金宝电子厂关闭凤凰厂区，让他猝不及防地面临抉择，是现在回老家，还是继续在东莞找工作？

刘强说，他现在只会做打印机，但是现在同类的工厂大都饱和，像金宝电子厂这样的大厂都拆走了生产线，其他小厂也不会有空职位招人。他只能降低自己的工资待遇，去找新工作。

刘强感觉，人就像货币一样，突然流通不出去了，工作没有保障，让他非常迷茫。

东莞寮步镇万荣工业区聚集着很多电子厂。11月3日，来自四川凉山州的100多名年轻人正在离厂返家。11月20日是彝族的新年，他们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返乡，过完新年再回到东莞上班。

他们工作的工厂也是一家生产手机外壳的厂，工资算上加班费每月有3000元。

90后的彝族人博利说，一年他能存两三万元，这比在老家大凉山要强多了。“刚从山里出来打工，第一年来了想回去，第二年来了不想回去了，不知回去能干啥。”

对于周围电子厂纷纷倒闭，博利也感到迷茫，他不知道自己的工厂能坚持多久，也不知道这次回乡后，回到东莞是否还有工作等着他。

博利说，他现在还不想考虑那么多，他打算以后攒够了钱，回到老家发展养殖业，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

“机器换人”和“腾笼换鸟”

任远所感受到的东莞冷清的变化并非今年出现。自2009年以来，原来农民工爆满的东莞长安、虎门、厚街等乡镇开始出现“用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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