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特赦！抗战胜利70周年，特赦四类服刑罪犯！！

团支书

可以被特赦的四类人是：


　　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目的在于突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体现本次特赦的历史意义。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曾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过贡献，符合本次特赦目的。草案规定对上述罪犯中犯贪污受贿犯罪，危害人民安全的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涉恐、涉黑等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不予特赦。

　　三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对这类人员予以特赦，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人道主义赦免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体现了对75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予以从轻处罚的精神。

　　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能够实现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同时，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他们中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罪犯，不予特赦。

　　当然，还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即这四类罪犯都改造良好，不再具备人身危险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也不会因这些罪犯的特赦而降低。

特赦执行时间：
关于特赦的执行，草案规定，自决定施行之日起，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即予以释放。


延伸阅读：新中国历史上的7次特赦
特赦，这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说相对陌生的词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进行了7次特赦，最近的一次是1975年。此后40年没有再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12月4日）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
第二次特赦（1960年11月28日）
196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 （1961年12月25日）
196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 （1963年4月9日）
196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
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
1966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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