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一个极其富强的宋王朝,突然崩盘,绝大多数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迅速跌落至谷底。这其中既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靖康之难到底是谁造成的祸害,这个话题在南宋以后一直都很热门。
类似情况发生在罗马、波斯、大明身上的时候,都是这些帝国自身走入弱势,实难支撑的时刻。而宋帝国却是在经济、军事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主动崩盘,则不得不认为人为因素更多于客观因素。
靖康祸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贯,这位宦官王确实在陕西战场立下大功,但他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艺术家皇帝违背祖宗家训,挑开宋辽战端,自己创造了无数令人瞠目的纪录,也将文明葬送在了巅峰。而他的同伙蔡京、王黼、赵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责任人。
当然,这些人是直接责任人,但这一群思维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国家大权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有些人把祸首认定为宋太祖、宋太宗,认为是他们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祸。甚至有人把责任扣在孔夫子头上,认为是儒学造成了汉民族的“文弱”。我还遇到过有人说是朱熹的理学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难三年后才出生)。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对,您没有看错,靖康之难的祸首正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难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们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这些人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
熙宁变法我们前面一直没有说清,因为现在才是说清的时候。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完全正确,大多进入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也是现代国家具体采用的经济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与沈括、牛顿比肩。但是他试验这些工具的时候方式太过于激进,对经济的一时伤害尚在其次,而这场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华外,还拥有极高的人格,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好东西。曾布、吕惠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宋史 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
虽然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荒唐的决定,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时候才能通过。
靖康年间,金军背盟入侵时宋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危害,削除了新党奉给王安石的很多称号,把他从孔庙中请出来(自己把自己奉入孔庙,王安石也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声讨王安石的大潮,
小人和君子争斗实在太激烈,虽然宋朝的政治斗争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乱到了极点,产生了极大的内耗,将原有的良好行政风气涤荡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沆瀣一气的决策层。正是这个近乎于弱智的决策层做出了灭辽这个完全弱智的决策,导致了靖康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