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政治,但不喜欢谈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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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5 论政策变化及其原因 如果我们潜下心来仔细观察历史,我们发现无论哪个国家的政策都会经常性的发生变化,即使是那些称之为永远不变或至少多少年不变的政策,也会经受不住一段较长的时间而或多或少发生了改变,这对于某些国家领导人或政党领导人来说,似乎意味着自己所长期努力的理想或政治理念受到了篡改而难以接受,有甚者会终其一生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来保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决策能永远延续下去,其实我们看到的历史却是几乎所有的政治领导者或统治者最多只能在其任内或其后一两任内保持其政策的一贯性,我们如果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政策的变化,我们就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这是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或政治路线的改变,其实他们不知道任何一个政策的执行,都会有利有弊,而有弊的方面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就会造成严重的利益矛盾,甚至会因矛盾的激化而产生社会动荡,因此明智的政治家都知道自己不是圣人,不可能现在很有利的政策会永远不变的执行下去,反而那些具有高风亮节的领导人会时时反省自己的政策所存在的弊端,愿意积极采取措施在适当的时候来弥补和解决因执行自己的政策带来的弊端和问题。 在现代社会,每一个标榜着为人民服务,为所有公民服务的政府其实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无论采用什么样 的政策都不会取得所有利益阶层的赞同,于是衍生出了很多的政治派别,并且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体制和政 治游戏规则,我不敢说哪个政治体制绝对好,因为每个政治体制都有其优势和弊端,如果哪一个政治体制能够 善于学习其他政治体制的优秀之处,以及善于解决和克服自身体制的弊端,那这样的政治体制即使和其他所谓 公认的先进国家不同,它也因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而长期生存下去,并且实现具备自己 特色的先进形式。 就拿我现在较关注的反腐败来说,有人说要彻底改变政治体制才能改变现状,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反腐败形势 是比较严峻,但无论多么严峻的状况,也可以通过学习其他国家的优点和改变政策来解决问题,学习并不意味 着全盘照搬,说全盘照搬的人如果不是患有幼稚病,那就是在说气话,每个国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都不 同,盲目的移植会带来问题,而根据具体问题有选择地借鉴他人经验,以及采取比较现实的处理办法,才是实 事求是的科学做法。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央政府是非常希望解决腐败问题的的,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现行反腐败 体制存在的弊端,让腐败者有巨大的生存空间,有甚者已经形成了种种利益团体和利益链,在各个层次形成了 众多阻碍反腐败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很多反腐败改革的措施到了既得利益者那里就打了很大的折扣,有的根本 就起不了任何作用。这种状况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说那些既得利益者是天生的坏人,一定要把这些人都处理 掉才行,实际上,办法总比困难多,为了维护执政党的核心利益,为了把廉洁这个曾经是共产党得以获得民心 上台执政的核心竟争力还给共产党,尊重现实,采取符合现行基本政治体制的局部政策改变方式,也一样可以 彻底改变反腐败的严峻局面。 我们知道,在现有的体制下,地方党政有通过各种形式干预司法的权力,而地方上的反腐败职能部门也常与地 方政府官员及腐败利益者和利益团体形成利益勾结,加上地方上反腐败人力物力配置的不足,这是很现实的问 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正视这样的现实,通过政策的改变,把地方的反腐败职能收归中央,由中央直接进行 反腐败工作人员的招聘,培训和使用,切断与地方的利益关系,部分实现反腐败上的司法独立。在这样的体制 下,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强化反腐败部门的内部纪律,广纳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反腐败工作建议和监 督建议,把反腐败职能部门打造成一支反腐败的铁军,是完全可以打一场反腐败的翻身仗,向人民群众交出一 份真正满意的成绩单来的。 |
2011/10/17 中国及世界政治变化的未来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从不懂科学到依靠科学,从受到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内部严格束缚到逐步获得自由,走向个体全面发展的历史。其内在最主要的驱动力是什么呢?是利益。 说到利益,很多人觉得这个词是如此的普遍,普通,乃至于有种庸俗的意味,似乎只有超脱于利益之上的理想、信念、品格、情操之类的东西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意义所在。可是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你的想法是错的,因为无论多么高尚的理想、多么坚定的信念这些华美词汇的背后实质,居然就是利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你追求那些衣食住行和金钱、物质的利益行为和你追求的那些所谓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的行为是同一类的性质,而且二者没有丝毫的高低层次之分。 那么驱动利益的又是什么东西呢?没错,就是基因。人类的基因就是一种适应自然和人类自身变化而变化的程序组,随时随地地控制着人类的大脑及一切,无论是思想、行为、还是人体内部的化学变化,都由基因控制,所以人类在大自然中的性质,就如同一块岩石的物理化学构成那样的普通。用句最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在宇宙中,你和石头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其本质上都是物质的一种组成形式。 但是,我们远古的祖先,乃至于现在的很多学者、政客,都不懂得人类自身的本质是什么。既然连自己是什么都不懂,那就只好随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力了。于是从古代的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到自己创造出一个超自然的拟人化偶像崇拜,再到根据自己对实现利益的各种表达方式和选择方式的特别喜好而形成的各种政治及意识形态派别崇拜,并且由于这些不同的崇拜之间的竞争、斗争而演绎了一幕幕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化的历史悲喜剧。 政治是什么?我们看到蚂蚁打架,觉得很好笑、很有趣、或者觉得很可怜、很无聊,这就是政治。驱动政治背后的利益,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得到,在历史上,为什么部落取代了个体血缘?因为部落的武装强于血缘,个体的生命安全得到更多的保障。为什么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因为在奴隶社会中,被俘者不再象部落那样被斩首,而是可以依附为奴得到了人身的安全保障。为什么封建社会取代了奴隶社会?因为雇农租农得到了人身自由。为什么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社会?因为被雇者得到了工作选择、工作方式的自由。在未来,知识经济为什么有可能成为主流?因为劳动者可以从工人转化为技术员、工程师、专业人士、股东,减轻了体力劳动负担,以及获得了兴趣发展的自由。 在各种利益方法论(如各种各样的主义)和利益共同体(如各色的政党)充斥于这个喧闹的世界之时,我们应该看到,适应于各地社会发展的各种阶段和全世界不同地区人们利益选择的不同偏好,各种不同的政治存在有其合理性,所以我们要尊重现实,也许在当时当地,那样的政治现状是相当大程度地满足了总体的需要;当然,任何政治体制,无论是自以为是最先进的,或被认为是最落后的,都有其不合理性,其不合理性就在于人民的利益要求是不断增长的,如果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而不断地变革,就可能激发出越来越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甚至走向反人民的反动性而被历史淘汰。在这方面,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例外。 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执政思想的国家,如果要继承马克思主义中以劳动者为利益主体的特点,就应该逐步改变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专制习惯的缺点,转化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吸收全世界的好的经验和实践成果,也可以探索出自己的特色,两者并不矛盾,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是完美而无缺陷的,因此就给了世界各国提供了互相学习、互相超越的各种可能。 |
嗯,顶了! |
2013/4/3 中国崛起的目的和意义 在一段不算太长的时期中,我们见证了中国的崛起,这种崛起与以前的德国、日本的崛起有着什么样的异同之处?中国崛起之后会向何处去?这是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都希望能得到确切答案的问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权,在国际关系上走过不少弯路,得到过不少教训,懂得吸取自己的教训,并且善于借鉴其他国家的成败经验,这是一种智慧。而有了这样的智慧,就愿意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努力创造、实践一些新型的国家关系的格局。创造新型的国家关系的格局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想不仅是为了本国人民能够享受到长久的和平,更能够为各国的和平共处作出贡献,而非为一己之私而故意破坏和平,更甚者以战争为谋求霸权和不正当利益。创造新型的国家关系,正如要超越前人一样,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是要付出很多艰辛努力的,有时候甚至是以曲为直也是一种谋略。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这个国家自身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强大,即其内在竞争力,强国之根本在其自身,而非外在的武力,即使靠外在的武力取得成功,也必定是暂时的,起不了决定性作用的,无数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解到这一点很重要,真正能够在世界上崛起的霸主,不是靠打打杀杀,不是靠搞意识形态,不是靠搞地缘政治,而是靠自己的发展和领先而称霸世界。 历史上有的国家一旦强大起来就喜欢玩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行推广自己的模式,总以为其他国家是劣等的国家,其他民族是劣等的民族。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地球村的表现已经很明显了,多种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共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地球都能够容纳得下数以百万计的千姿百态甚至无奇不有的动物和植物,难道就容不下区区几十上百种不同的人类文明吗? |
(补) 2013/6/23 探寻能够战胜经济危机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无论是经济过热、供需高度失衡,还是某种经济问题、某个突发事件引起的经济连锁反应,都有可能形成或大或小的经济危机,面对经济危机,认识和处理方法各不相同,体现出各国政府和经济组织、经济学家的各自风格。 中国的现状和国情是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拥有很大的掌控权,这是当前中国的一个特点,我并不是说有很大的掌控权就一定好,或者就一定不好,因为政府掌控权的大小会因为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变化的。我仅在此说明:掌控权大的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法和掌控权小的政府可能有所不同,因为国情不同而导致各自的处理方式会有不同之处,但本质应当是平等的,不存在谁就是必然正确、谁就是必然错误的“绝对真理”。 中国政府当前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法主要是凯恩斯主义,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对于掌控权大的国家则更为有效,但是任何方法都有利弊之处,兴利除弊是能够让这个方法有更长远发展而不至被淘汰的良好改革方式。 中国在面对危害程度不大或者处于早期的经济危机之时,用不着惊慌失措乱下猛药,可以通过政府加大投资对国民经济有长期和重要影响的软硬件基础建设,包括投资环境、经营环境、教育、科技、重大经济项目,着眼于长期竞争力的增强和改善。面对危害程度已经对就业产生一定影响的严重经济危机,可以选择加大改善底层和基层的各种政府公共和民生项目投资,有限度帮助在经济危机中有困难的企业。面对经济危机极其严重,大批劳动者失业和大批企业破产停产、社会出现动荡的严峻时刻,政府可以代行投资和消费,由政府资助和强制人民进行消费活动,以对抗人民自身消费能力不足的状况。 这一切都会产生弊端,那就是财政赤字的增加。适度的财政赤字可以让人民接受和忍受,但是如果要对抗严重经济危机,那么大量的财政赤字必然会令政府信用受损,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双重危机,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弊端呢?有一办法,那就是借鉴“寅吃卯粮”的方式,卯粮可以借,但必须在将来经济复苏和经济景气之时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来偿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有诚信和有作为的政府。 应对任何困难都可以有实事求是和灵活应变的处理方式,这是长期生物进化赋予人类和各种生物的能力,我们有限度有节制地使用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适应了环境,也因此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由环境决定人,这是人与自然博弈的科学结果,因为看似高智商的为数数不胜数的人类即使在小小的地球上,也仅仅是附在其表皮上薄薄的一层微生物而已,谁决定着谁,是明摆着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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