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吖萍 于 2019-1-2 13:40 编辑
如今正值严寒冬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牛角塘村的村民们心中却暖暖的:当地村霸,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拉练被开除党籍,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据介绍,自2005年1月开始,朱拉练一直担任牛角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长达13年的时间里,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霸道总裁”,将自身资源和手中掌握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大肆侵吞集体资产,疯狂敛财,成为一名巨贪村霸,群众敢怒不敢言。
2018年上半年,村民们陆续将朱拉练有关问题线索反映到中央巡视组和天心区纪委监委。天心区委高度重视,对牛角塘村开展机动式巡察。同年5月,经初核后,朱拉练问题线索被列为该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问题线索,区纪委监委成立“6·27”专案组开展审查调查。
拉选票,当“大佬”,他把村子当成“独立王国”。据介绍,2004年底,栗山村、杨桥村、梨塘村三村合并为牛角塘村。当时还是栗山村党支部委员的朱拉练敏锐地感觉到“有利可图”。于是,他在牛角塘村第一届村委会选举时,采取发名片、请吃喝、送香烟的方式,请栗山片区的9个村民小组的“三长”(党小组组长、妇女组长、村民小组组长)投票支持并帮忙拉票。
顺利当选牛角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后,朱拉练便开始发展自己的“小圈子”,将罗某等8人收为“徒弟”,并将其中3人安排进村“两委”,自己以“老大”自居,经常聚集手下的“得力干将”吃吃喝喝、出入娱乐场所。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了得到朱拉练的好处,也主动向朱拉练示好,以加入“小圈子”为荣。
2008年的换届选举中,朱拉练安排“徒弟”参加选举,以此分散其主要竞争对手的票数,朱拉练如愿连任。此后数次换届选举,朱拉练都安排亲信进入村“两委”,排挤竞争对手,稳稳把持“家长”的位子。为收买人心,他还个人出资,每年给村干部发放各种补助、误工费等,以个人成立的公司名义为4名村“两委”成员购买养老保险,“积极”参与当地的一些公益事业,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好人”“善人”。
然而,在这些“名头”的背后,朱拉练却干了不少背离党性原则的事:村党支部常年不过组织生活,村务只搞选择性公开,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土地流转收益、村集体拆迁补偿都秘而不宣,侵吞挪用村集体资金,以骗取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索取他人财物,骗取农业专项补助资金……纪律规矩成为“稻草人”,集体“三资”成了他的“聚宝盆”,牛角塘村俨然成了朱拉练随心所欲的“独立王国”。
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土生土长的“农村娃”朱拉练深谙此道。天心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朱拉练通过村集体“三资”敛财,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
“他将全村24个组中15个组的1000多亩土地流转至其个人或其控制的鑫明物业、鑫明农庄名下,基本垄断牛角塘村土地流转市场,外人只有通过他才能流转到牛角塘村的土地。”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其坐地生财的招数繁多。比如,骗取差价。曾某向朱拉练提出想租用牛角塘村的土地经营搅拌场,朱拉练以村委会的名义找到某果园负责人谭某要收回土地,谭某提出要100万元的补偿,朱拉练却向曾某“要价”160万元,60万元的差价轻松落入朱拉练的口袋。此外还有“偷梁换柱”、直接索取等方式。 随着钱袋子的步步为“盈”,朱拉练开始追求“人生得意须尽欢”,认为“美酒佳肴不断、佳人美女相伴”才是成功的人生。
感觉到组织在调查他,朱拉练不仅阻止群众向调查组提供真实情况,还转移文件资料,对抗组织审查。审查初期,朱拉练不如实交代问题,反而大谈自己的工作成绩。 “岂容这样的村霸如此肆无忌惮!”铁证面前,朱拉练巨贪村霸的真面目被揭开,与之有关的人员也都受到严肃处理。消息一出,牛角塘村村民拍手称快。企业主张某也竖起了大拇指:“感谢党和政府为民除恶,今后可以安心在这里投资兴业了!”
延伸阅读:恢复重建、合署办公,40年来党的纪检监察工作是如何发展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历经恢复重建、改革完善、合署办公,走过了不平凡的40年。回顾过往,感怀今天,展望未来。为此,我们采访了曾经奋战在北京市纪检监察一线的老领导、老同志,听他们讲自己的奋斗史,畅谈发展变化,憧憬纪检监察工作的未来。
在市纪委市监委老干部活动中心,我们见到了市纪委原副书记、原市监察局局长吕玉东,原市监察局副局长贺云溪和市纪委原常委、原市监察局副局长、原市纠风办主任王仁根。三位老领导讲起当年在纪检监察战线工作的难忘岁月,依然激情澎湃、滔滔不绝,热情如夏日的骄阳⋯⋯
回眸重要事件:恢复重建与合署办公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启了我国纪检监察制度恢复重建的新时期。1979年4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成立,参与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筹备组成立后就重归纪检工作岗位的贺云溪曾亲历这段工作,他说:“那时候,我们参与了大量冤假错案的调查、澄清和平反工作,同时开展了林彪、江青‘两案’的受理审查工作。后来,党的十二大提高了纪检机关的政治地位,所以正式成立后的名字是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纪检工作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1982年11月,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成立。
相较而言,监察工作的恢复要晚一些。1987年5月20日,北京市监察局筹备组成立。时任市纪委副书记的吕玉东与贺云溪等13位同志一起从组建队伍着手,开始了对监察工作的探索。“什么样的监督体系适合中国国情,这是一篇大文章。作为其中一部分,行政监察工作从恢复组建后,我们便一直不懈探索。”吕玉东说。贺云溪回忆道:“筹备初期,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连一间办公用房都没有。开始的5个月,吕玉东那间位于台基厂老市委大楼的办公室就成了筹备‘指挥所’,后来才有了槐柏树街2号的8间房,再后来我们又搬到东花市招待所。”1987年10月10日,北京市监察局正式挂牌办公,工作进入初创阶段。
队伍有了,工作从哪儿展开呢?北京市监察局一方面根据部署从清查涉外经济合同入手,把行政监察工作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依托首都的人才资源优势,多次召开行政监察理论研讨会,提出了监督到位、关口前移、强化事前监督等一批理论创新成果。
1988年,纪检监察领域开始强调纪检和监察职能的分工,但由于二者在绝大多数监督对象上的重合,两个部门在查处案件等一些具体工作中出现了职责不清、办事重复等问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党的纪检机关和国家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的体制。1993年3月16日,市纪委机关和市监察局正式合署办公,形成了党纪政纪一把抓的工作合力,使查办案件有了新突破,使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有了新进展,在探索专项治理、源头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难忘精彩瞬间:创新特约监察员制度开展监督、反映民意、踊跃建言献策,现如今,特约监察员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全市监督一线。而北京市特约监察员制度的探索者就是吕玉东、贺云溪等纪检监察战线的老前辈。
“特约监察员工作是北京市纪检监察工作的一个亮点,也是一张名片。”吕玉东介绍说,“我们的创新性之处,就是将特约监察员工作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有机融合,使特约监察员工作成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实行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成为纪检监察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广大特约监察员在调查研究、廉政监察、执法监察、效能监察以及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信访举报工作中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实现了既对监察对象实施监督,又对监察机关进行监督的双重监督作用。”特约监察员制度的实施,使监察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在了一起。
“特约监察员们通过参与具体工作,提高了对反腐倡廉的认识,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也把这种信心传递了出去。”说起特约监察员,吕玉东等人仿佛有讲不完的故事。对他们来说,印象最深的要数群众争先恐后邀请监察局的同志和特约监察员一起到家里吃饺子的往事了。
故事要从一封联名举报信说起。1989年12月31日,海淀区双榆树小区居委会主任和居民们带着一封1780人的联名举报信到市政府举报中心反映小区天然气迟迟不通的问题,恳请党和政府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此事关系着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市监察局和市政府举报中心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刚刚受聘不久的全市首批特约监察员梁文茜、夏家骏也受邀加入调查组,全程参与。
1990年元旦过后,时任市监察局副局长、市政府举报中心主任的贺云溪率领监察局的同志,与梁文茜、夏家骏一起来到双榆树小区,入户实地察看,广泛听取民意,初步摸清了事情原委。原来,这个问题是有关单位因房屋腾退工作发生纠纷、推诿扯皮造成的。1990年1月11日,市监察局组织有关方面在双榆树小区召开了协调会,决定先抓通气后查责任,要求尽快解决群众需求,保证 1月26日(除夕)前将天然气安全输送到居民家中。经过多方努力,1月21日,阴历腊月二十五这天,小区2000多户居民高高兴兴地用上了天然气。
最初牵头联名反映问题的小区居委会主任激动地说:“拖了10个月的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我们切身体会到了政府作风的转变。”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七这天,吕玉东和梁文茜、夏家骏再次来到双榆树小区回访验收。居民们捧着热腾腾的饺子让他们品尝。“一共在那儿吃了五顿饺子!”吕玉东至今记忆犹新。2月12日,新春佳节刚过,市监察局就收到小区居民送来的一面印着“上情下达为人民,排忧解难万民欢”的锦旗。
双榆树小区天然气问题的快速解决,梁文茜和夏家骏两位特约监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极大提高了刚刚组建的特约监察员队伍的知名度,鼓舞了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和信心。
总结工作经验:纠建并举、专项治理、标本兼治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电话走进了寻常人家。但上世纪90年代,普通百姓要想装一部电话可不容易,因为供需不平衡,少数电信职工开始利用职权对急于安装电话的群众吃拿卡要,在社会上造成了负面影响。针对这种不正之风,1991年北京市把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与提高效能监察相结合,开展了专项治理,提出“18000部固定电话大会战”的方案,初步缓解了百姓装电话难的问题。
在开展专项治理中,纠建并举的理念逐渐清晰,也就是“刹风”与“建设”一起抓,一方面集中力量狠抓案件查处;另一方面,针对供求关系紧张引发的以权谋私行为等问题,加大治本力度。
“专项治理是在纠风工作实践中总结的一条成功经验。”王仁根介绍说,北京市的纠风工作从最初针对吃拿卡要、敲诈勒索等消极腐败现象的全面整治,逐步转向突出重点、针对具体问题的专项治理;从以纠风肃纪为主,逐步转向纠建并举;从强调治标的同时重视治本,转向标本兼治,逐步开展源头治理工作。
围绕全市中心工作以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的专项治理,让群众看到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阶段性成效。“我们把大量精力放在了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上,纠风工作实际上就是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吕玉东总结道。同时,通过专项治理查找问题,从根本上加强制度建设、规范管理,从源头上堵住不正之风。“问题得到遏制了,风气转变了,身边的‘苍蝇’就会减少。” 王仁根说。
治理公路“三乱”,治理中小学乱收费,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工作⋯⋯多年来,北京市在纠风工作中结合实际提出了许多新的管理模式,比如公开办事制度、建立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办公等等,进一步提高了办事效率,为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
谈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三位老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我们多年困惑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怎么不让人兴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胆改革创新,解决了国家监督体系的体制机制问题。”
来源:综合中国纪检监察报 清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