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家因“小姐开不了发票”被处分冤不冤

园园

近日，媒体曝出消息，“中国性社会学研究第一人”潘绥铭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遭处分，甚至被迫退休。但舆论给予的反应，不是叫好，而是同情，整个行业也跟着抱怨中国科研经费报销体制。


对潘绥铭个人而言，这个处分挨得确有委屈潘绥铭的研究领域产生的特殊费用，确实会和现行科研经费报销制度存在冲突

在中国“性社会学”这个领域，人大的潘绥铭教授被奉为“头牌”，他遍访中国“红灯区”，采访千余“小姐”、“妈咪”，以至潘教授自我调侃“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我自己嫖不嫖”。由于一直以来江湖名声比较好，故圈内学者听闻潘被处分一事，多数“感到很惊讶”。

翻看科技部近日发布的万字长文《中共科学技术部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其中提到潘绥铭的地方是“发现5所大学7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其中涉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承担的由卫生部牵头组织实施的‘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有关子课题。”“目前，共依法依纪查处了8人，潘绥铭被行政处分。”

在这份《通报》中，并没有说明潘绥铭是如何“弄虚作假套取资金”。“因采访小姐开不了发票而被处分”这个解释，是来自澎湃新闻的说法（信源是“接近潘绥铭教授的人士”）。而人大另一位教授周孝正也认为“课题经费报销规矩太多，到农村偏远地区的调查，尤其像潘绥铭教授研究所涉及的对地下性工作者情况的调查，无法开具完备的发票，只能想别的办法。”

这种因研究课题特殊而带来和现行科研经费报销制度冲突的问题，在潘绥铭教授身上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一个人所共知的潜规则是，在中国高端会所和浴场找小姐，是可以开成住宿或餐饮的发票的

在潘绥铭的作品《存在与荒谬》中，已经交代他采访性工作者主要的方式就是以“嫖客”的身份和她们聊天。对性工作者而言，最值钱的是时间，按“钟”收费，采访小姐会产生费用也是自然。既然会产生费用，就存在一个如何报销的问题。首先，潘绥铭教授的研究对象主要分布在“红灯区”，是偏低端的性工作者，这和能开发票的高端浴场、会所不同，本来就无法给潘老师开发票。其次，如果确实开不了发票，还可以在报销明细里，走“劳务费”的形式，但性工作者属于对个人信息敏感的人群，她们非常不愿意在这样的劳务单上签字。在某大学内部的一份科研经费报销规范中，可以发现对于“社会调查”这项开支，需要委托调查公司进行，然后持和调查公司签订的合同和明细来报销。这对于亲自走访、访谈性工作者的潘教授而言，显然又是一道门槛。

某高校的报销规范中，对“社会调查”的规定

尤其在“真嫖的拿着发票报销去了”的风气下，开不了发票的潘教授更易博人理解在潘绥铭教授被行政处分一事披露后，民间舆论并没有一种“反腐反到了科研领域”的畅快淋漓感，而是普遍对潘教授持同情、理解的态度。这是为何？就在最近颇引关注的“厦大博导诱奸门”中，当事人还爆出“开房发票在国家课题费里报销”这样的消息。据说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性工作者都会讲几句中文，最熟悉的两句是“草草草”和“开发票”，所以，当人们看到一个有切实采访记录的学者，因为“小姐开不了发票”而被处分，自然会有“真嫖的拿着发票报销去了，做学问的倒开不了发票”这样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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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请整个行业，不要也跟着叫冤高校教师吐槽“科研经费报销管得严”，不能成立

在潘绥铭被处分后，学术界几乎都替潘鸣不平，然后把这种不平，从潘的个案，引到对整个科研经费报销体制的不满意。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科研经费的报销管得松，但学界可不这样认为，恰恰相反，高校教师认为管得太严了。据媒体报道，在东南某985高校，学校专门向教师传达了“反腐”的精神，告知最近“风声很紧”，提醒他们要严格遵守经费使用规定。话音刚落，老师们反而炸开了锅，纷纷指责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管得太多。

一些教师觉得，他们由“师道君子”，变成了被防范的“小人”，这让人很不爽。比如，“不止一个学校规定出差必须住店，若无旅馆发票则旅费不能报销。还有学校要求出租车发票上须注明起止地名，否则也不能报销。”历史学教授罗志田针对上述报销制度表示“我很佩服这些规则制定者的锐利眼光，尤其感叹他们如何能想出这样体贴入微的防弊方法。”

难道高校教师生活在真空中，不和外界接触？当今几乎没有哪家制度成熟的公司不要求“无旅馆发票则旅费不能报销”、“不注明起止地名出租车发票不能报销”。

2002年出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只有30条，2007年出台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只有24条，连实施细则都没有。而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NSF），其《申请、资助政策及程序指南》是一本168页的书，对每项费用是否合法、如何支出，都尽可能做到细致。

如果中国这种科研经费报销制度都算严格，那么只有“说多少是多少”才算宽松了。

“对科研经费最好的管理，是看成绩，而不是看细节”更是胡扯

今年6月，《南方周末》上发了名为《科研经费不应是反腐的主要对象》的评论，其中提到“对研究经费的最好管理，是看能否产生出优秀的研究成绩，而不是看使用的细节。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做研究，是正当体面的事，无需像防贼一样对待。”

这样的想法还有其他学者加以解释，“打个比方，我要装修房子，我就会去请个装修公司，他给我个报价，我认为可以接受，我就让他干，最后我检查房子装修好了没有，满意就付钱。至于装修公司有多少利润，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这种认识有两处荒谬。其一，科学研究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能不能出成绩，是说不准的。如果出成绩的，经费使用即使乱成一锅粥也无所谓，不出成绩的，即使经费使用再严谨也认为有问题，这也太滑稽了。

中国的科研经费比较集中在名牌大学，而且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

其二，中国的科研经费分为纵向科研经费和横向科研经费。简单点说，纵向科研经费是纳税人出钱，横向科研经费是企业出钱。对于企业出钱邀请高校进行的科研，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企业以自身可以接受的价格，委托科研机构，企业关心的核心是问题的解决以及解决问题的成本。至于解决问题过程中，科研机构是如何开支资金，这恐怕企业自己也未必关心。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科研项目，超过50%（2013年数据）由国家财政拨款，这里面如何使用资金，牵扯到给纳税人一个交代的问题，不可能只问结果，不管过程。体面的管理方式，只适合体面的行业中国的科研经费报销，是从2006年开始，才稍微严格一点的。这是因为06年发生了一起非常丢脸的事，号称中国第一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芯片“汉芯”，被证实只是将摩托罗拉公司的芯片表面的MOTO字样磨掉，刻上“汉芯”标志。这种富有想象力的学术造假，在长达3年的时间内，都却没有被发现，反而顺利通过一系列的评审，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四十多次，累计骗取拨款突破1亿元。从“汉芯”造假事件之后，中国才逐渐建立起科研经费报销制度，包括实行事前预算评估、事中经费监督和财务检查、事后财务验收和审计等程序。但这几年来，效果如何呢？今年，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点名批评，将“科研腐败”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又推到了舆论的前台。这一话题的背景，是至2013年底，中国的科研经费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与之相对，则是中国科协的相关报告显示，从全国来看，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为40%。“贪、吞、套、骗、假”在近十年来曝光的科研违规中，屡见不鲜。就像潘绥铭教授遭遇的一样，一部分社会学学者，确实需要搞一些田野调查，而这些调查往往开不出发票，甚至出现“逼良为娼”被迫买发票去报销的情况。但必须意识到，第一，这种情况是可以解决的，比如潘绥铭教授每采访一位性工作者，都有访谈笔记，完全可以根据笔记中的性工作者数量，给予一定的劳务报酬。第二，风气差、自律差的行业，不可能还有灵活机动的管理方式，必然是机械又死板的。如果按照部分高校教师希望的那样，什么都能报，什么都不管，“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为40%”这组数据还会下降到多少。

蛋哒彤

金山二少

唉。。。

金山二少

替你不值

金山二少

社会之风啊

一路有你

？？？？？

一路有你

呵呵

一路有你

一路有你

不值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