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幸福感赶英超美了吗?火速围观

 近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旨在分析国家收入增长与个人满足感之间联系的调查结果引发关注，该调查结果称“中国自述有幸福感人数已超一直高居幸福感榜首的美德英等富裕国家”，中国人的幸福感真的已经赶英超美了？国家经济发展与个人满足感之间的联系究竟有多密切？

中国人幸福感赶英超美？不靠谱

皮尤调查的样本容量偏小、取样主要集中在城市人口，无法代表中国人群


此次发布的《新兴国家人民幸福感水平紧追欧美国家》（People in Emerging Markets Catch Up to Advanced Economies in Life Satisfaction）属于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对于该项目外界一直不乏质疑的声音，认为它美化了中国民众对政府和现状的满意度，也美化了中国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就此次调查报告而言，确实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样本量偏小。它的调查覆盖了全球43个国家近70亿人口的基数，总样本量只有47643份，中国总人口13.40亿（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样本量仅为3190份；其次，调查对象主要是城镇人口，而没有涉及农村。《华尔街日报》就曾质疑，皮尤中心调查的可能全是城市人口，中国人的“幸福”对世界来说还是个谜。

那么，中国人到底幸不幸福？

“GDP已经过时”的言论总是不绝于耳。在中国公共言论中，乃至在政府表态中，“幸福”一词出现的频率急遽增多。那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如何？

1、和其他国家比：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并不高，尚需进步


美国“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访问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将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以1至10评分，得出幸福指数。2007—2011年，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15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5位。中国居民认为“生活美满”、“生活艰难”分别为12％、71％。

2012年4月，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度，美国排名在11位，中国大陆则排112，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排行均在中国大陆之上，香港地区排名67，台湾地区排名46 ，更位列亚洲第3。

2、与自己比：中国人更富有了，却没变得更幸福


央视基层调查“你幸福吗”曾引来众多网友调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并不高，甚至与高歌猛进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呈现强烈的反差。

荷兰鹿特丹大学教授鲁特维恩霍文，创造了一个包括国家等级在内的世界幸福数据库。他按照1—10的标度，对中国国民幸福指数的三次调查显示，1990、1995、2001年分别为6.64、7.08、6.60，呈先升后降之势。一个稍早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人没有更幸福的观点。2008年5月《幸福研究》刊登的中国1990—2000年调查报告也显示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里隐藏的悖论——中国人腰包越来越鼓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喜悦，几乎每个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都有所下降，觉得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从28％下降到12％，对自己生活满意的从73％降到65％。

2012年，美国经济学家查德伊斯特林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引用大量的数据分析，指出在1990—2010年20年问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明显上升，而是呈现一个“u”形。1990—2005年前后，生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2010年恢复到了略低于1990年的水平。

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感

1、总的来说，经济发展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传统经济学认为“幸福是一个以收人为变量的简单函数”，现代经济学也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的核心命题之上。似乎绝对收入、绝对财富的增加就意味着更高消费水平和更为幸福的生活。然而，这一绝对收入决定幸福水准的“黄金法则”在1974年被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论”(Happiness paradox)所打破。他在当年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

“幸福悖论”的早期验证体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日等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前，盖洛普对美国“幸福”问题的民意调查显示：“非常幸福”的人数比例在20世纪50、60、70年代分别呈现显著上升、下降、稳定之势，与GDP的上升趋势反差明显；同期日本人均收入增长了6倍，但国民幸福程度却无明显变化。

当然，GDP也没有那么糟。以此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来看，崛起中的亚洲国家其实是发现了发达国家数年前就存在的迹象：金钱——以及靠金钱买来的东西——可以带来幸福感，至少可以由此获得满足感。这是因为，从经济水平的宏观观测角度，发达国家的社会行为模式趋于稳定，相对于民众有增无减的幸福感预期，宏观水平的提升对民众个体的生活并无实质性提高；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市场和经济活力上升的潜力较大,就业和福利的相对变化空间非常大，这种变化在短期几年内就会出现，会激发了生活态度转变。

2、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幸福感背道而驰有其独特性


如前文所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近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中，中国人均主观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财富同步高速上升，反倒有所下降。似乎也是对“幸福悖论”的验证，但中国的“幸福悖论”有其独特性：中国撑起了“世界半边天”，但这个经济总量上的巨人，却是人均财富分配上的矮子、国民生活质量上的侏儒。

根据瑞信银行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中国2014年人均财富达到2.13万美元，这一数字与2000年的0.56万美元翻了几乎两番，但还是远远比不上全球水准，全球个人财富净资产的平均值达5.6万美元。作为判断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其数据的参考作用更为明显。一般而言，当基尼系数处于0.4以下，意味着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较合理。如果基尼系数高于0.6，则意味着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极不合理。根据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仅为0.18，截至2010年，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已然达到0.61，首次突破0.6的高风险数值，代表了社会贫富差距极其严重。

生活质量方面，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13年曾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最佳出生地指数”调查，看哪个国家能够为人们健康、安全的生活提供最多的保障。瑞士以8.22分居首，中国香港跻身前10位，中国大陆得分为5.99，排在第49位。据报道，在这份榜单中，各地生活指数取值的高低来源于各地民众对幸福程度的主观感受。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重要的“生活指标”——“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影响最大的衡量人类发展的工具。中国HDI排名一直不高，在最新的“2014年度人类发展指数”中为0.719，在187个国家中排名第91位，虽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在1980年的0.407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年平均增长率为1.7%。但中国的提高主要驱动因素来自收入方面成就，而非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如2012年在剔除收入指数后，中国的HDI排名下降了5位，由101位下降为10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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