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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上午，周仲明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浏览当天要闻。“户籍制度改革”的消息赫然弹出。 他眼前一亮，迅速浏览全文。“大好消息，中国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城乡二元体制开始从人的身份上破冰。”他兴冲冲对爱人说。爱人是退休警官，管理户籍多年，为户籍管理的事儿，没少向丈夫抱怨。 接着，他又打电话给几名关注此事的朋友，就着电话开聊这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 周仲明今年58岁，是四川省眉山市政协一名正处级调研员。这些年，他一直关注中国的人口管理制度。近年，他搜集大量材料，写下20多万文字。 退居二线之前，他历任眉山市经贸委主任、发改委主任、眉山铝硅主业园区主任、市政协秘书长。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所有的改革，都指向人的解放。”他判断。而这次户籍制度改革，赋予中国人“法律意义上的平等”。 明明都是中国人，怎么像暂住在中国？ 早在今年6月，周仲明就注意到户籍制度改革的消息。其时，国家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加快这项重大改革。 周仲明甚至能熟练背出户籍制度改革的几个要点。就此问题，他还多次和爱人探讨。爱人甚至嗔怪他“着了魔”。他还缠着爱人，到60公里外的成都市，拜访四川省公安厅一名户籍制度专家。 “没得办法，天生就喜欢关注这些事儿。”7月底的一天，坐在眉山市岷江边上一个茶馆，周仲明大嗓门说。 从茶馆望去，这个沿岷江而建的城市中，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街道上川流不息，一派繁华。 沿岷江的一条街道边上，到处是饭馆茶社。在这里就餐打工的，很难分清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他们同样穿着光鲜的衣服，留着时髦发型。 可是，周仲明却发现，“没有天灾，没有人祸，没有仇人，没有敌人，可我们还是能看到不少苦楚”。 苦楚就在他的身边。其产生，不少和户籍制度有很大关系。 他的堂侄，多年前从农村到大城市打工，因丢失身份证，无法办理暂住证。为躲避警察，东躲西藏，终无落脚之地，只得回乡。 一个青年，投奔在城郊种田的舅舅，因为没有办暂住证，公安检查时，骑着摩托车仓皇出逃，结果撞在一根粗壮的电线杆上，死了。 还有一个女人，小时候被拐卖到外地，几十年后辗转逃回老家。虽有亲人作证，但因没任何身份证明，在当地落不了户，继而无法外出务工。 黄林（化名）是周仲明认识的一个农村年轻人。高考那年，他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因家里穷，他悄悄撕碎通知书，到深圳一家企业打工，任务是拿铁锤砸螺丝。第二年，这个勤快的年轻人被评为企业年度生产标兵。 偶然，他发现自己背上长了两个包，医生诊断是神经性纤维瘤。工厂建议他走医保治病。当他走到劳动社保局时，才发现，自己的农业户口，只能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3000公里的往返路程，数百元路费，上万元的手术费，只给他报销了500元。当时是2003年。 第二次治疗，黄林花费近7000元。农村实施新农合，可报销40%。 就在第二次治疗后，工厂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此后黄林陷入打工治病的循环中。 这些年，黄林为报销的事儿，大伤脑筋。一大堆门道儿，他也说不清。他听说一些大城市，医保年报销30万元时，多次向周仲明发牢骚：“怎么农村人和城里人区别这么大？” 有一次，黄林忍不住质问给他报销的村支书，为什么看病报销这么费劲。结果村支书回了他一句：“允许你得怪病，就不允许政府得？” 周仲明的一个亲戚是小学老师。他所在的学校位于城郊结合部，流动人口多，学生的流动比较大。他带过的一个班，每年有多于1/3学生流动。 一个女学生，有一次报警，说有人要绑架她。面对警察，她说得有模有样。但老师推测，她可能在撒谎。在老师的追问下，女生道出了实情。原来，父母离异，她跟着在此打工的母亲。母亲经常上夜班，等下班回来她已经睡着了。“我就想找人关心我一下。”小女孩对老师说。 这样的故事听多了，周仲明也免不了发有怨言：“明明都是中国人，怎么像暂住在中国？” 其实他知道答案。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立法层面沿用的是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这个条例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而这就是“身份”。农业户口的人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难度很大”。 “身份不一样，待遇就不一样。”周仲明分析说。 体制一放开，人就能释放出活力 周仲明1975年参加工作。纵观这些年的变化，人的身份及保障问题凸显，是近年的事儿。改革开放初期，则是如何释放人的活力。 他出生在农村，1962年时6岁，那年差点饿死。家中断粮，母亲将一棵枇杷树的树皮剥下来，用石碾碾碎，放到锅中熬“粥”。一段时间下来，他的脖子已经支撑不动脑袋，经常耷拉在一边。母亲将其送到县城的舅妈家，喝着米汤糊糊才又活泛起来。 父母几乎每天上工，挣的钱不够年底买口粮。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的活力一下子释放出来。村里出现了“万元户”。而给县委书记当秘书的周仲明，月工资不过三十余元。 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开始“洗脚上田”，兴办企业。另一部分企业主则大多是掌握技术的城镇户口居民。 周仲明的老朋友、眉山企业家段昌泉就是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他出身不好，父亲是城市工商业主兼地主。因父亲为人憨厚，倒没受冲击。16岁那年，他到一个街道的制砖厂干活儿，捧上了“泥饭碗”。 这是一个善学的人。“文革”期间，他到一个制砖厂参观，发现对方的设备较先进，回到街道工厂后，他就依葫芦画瓢做了一套，能耗降低，不少人前来参观学习。 后来，段昌泉在报纸上看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消息，激动不已。 当时，他的技术已经名声在外。一家乡镇企业请他，给他开出年薪2000元的高工资。而在街道工厂，他的工资不过每月30元。 段昌泉找到工厂党委书记辞职。“外出混得起走我就混，混不起走，回来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他对书记说。 书记没拦他。一年后，他用1200元买了一套二手砖机设备，和一个生产队合作，搞股份制，开始创业生涯。 当时，所有制问题仍是禁区，乡镇企业也有“集体”和“私有”之争。砖厂一开张，就有人反映到县委，说他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县委曾派人考察过“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前者代表集体经济，后者代表私有经济。最终县委决定，都搞。因此，对段昌泉表示支持。 但是，砖厂所在的公社党委书记，始终不敢到他的工厂地看一眼。即使路过，也远远躲开。 那段时间，段昌泉受到的压力很大，因出身不好，担心砖厂被叫停。于是，他晚上就睡在砖垛子上，看着厂子。 后来，四川省一个部门，按举报信内容将段昌泉办企业的事儿写成简讯，全省通报批评。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得知后，特意来到现场向县委班子了解情况，当场肯定。获得省领导支持后，段昌泉才走得顺风顺水。 随之，段昌泉荣誉加身。“全国创业之星”共举办9届，段昌泉有8届在榜。最兴盛的时候，他的资产高达3亿元。 “体制一放开，人就能释放出活力。”陈泽轩说。他曾任眉山乡镇企业局局长，又在经贸委工作过，和周仲明搭档多年。 创业的人有很多，“处处冒烟”，也冒出不少大户。市场上商品逐渐增多，价格也不高。以前大家靠票证才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市场上几乎都有。1976年周仲明刚到县委办工作时，想买辆自行车，都要走后门。拿着领导的批条，等候半年，才买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花费了他半年的工资。 执掌乡镇企业审批大权的乡镇企业局自然成为“香饽饽”。 那时谁当乡镇企业局局长，就是“幺儿”。民间有说法，“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 陈泽轩的办公室门前，经常有人排队等候。几乎每天早晨一开门，门外就有人笑脸相迎。“找我的人，看起来都是精神满满。”陈泽轩笑着说。 当时还不流行送整包烟，见面一般递一支。一个科长桌子上，经常有几十支不同牌子的香烟。 “单位人”变成“自由人”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在计划经济被冲破一角时，大家有多大干劲。”周仲明手捧一杯铁观音，大声说，“那时的人，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干活儿。” 他的弟弟在一旁回应说：“给自己干，自然要卖力。”他有一家自己的电子公司。 弟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1983年，他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军工厂。这家工厂，后归属眉山，由周仲明完成改制。 早些时候，他先是客串了一把“周末工程师”。 乡镇企业的发展，吸引国有企业中一些有才干的技术员流动。很多人还记得，一到周末，国有企业的门口，就会停着车，等待技术人员出来。上班时间，再用车送过去。这些技术人员被称为“周末工程师”。 一次，一家酒店的程控电话交换机出现问题。酒店方找到周的弟弟。他用一天一夜，赚得1500元。而他当时的月工资，不过100元。 1989年，他和4名工程师，毅然抛弃手中的“金饭碗”，被乐山市乡镇企业局高价挖去，组建技术团队。 “我们什么都不要。档案、组织关系、职称等统统放下。”周仲明的弟弟笑着说。 哥哥在一旁补充说：“那得有相当的勇气。” 兄弟二人相视一笑。当初，弟弟辞职时，和哥哥商量过。哥哥表示支持，并因此挨了批评。 “大家都向往自由独立的生活。一旦具备条件，就会独立出来。”周仲明如此评价弟弟的行为。 半年后，5名工程师因种种原因，被组织施压，回去上班。 解放了的心很难收回。后来，周仲明的弟弟又自己创业，代理过日本的一个电子产品。现在回想起来，他丝毫不认为是“头脑发热”。他有技术，“完全有能力创造财富”。 对这一说法，周仲明深有同感。1991年，他被派驻到香港工作两年。他靠着写字的本事，在香港打出名声。他的笔名周闻道，就是在香港最先使用的。 偶然，他给香港媒体投稿。第三天，文章发表，不久收到一笔不菲的稿费，600港币。而当时，他在大陆的月工资不过280元。 他就不断写。当别人休闲的时候，他在写稿。最多的一个月，他发表36篇文章。有的稿子稿费，甚至上千港币。“我的主要想法就是赚钱。”周仲明笑道。 从香港回来，他继续供稿。几年时间下来，他仅稿费，就赚了60万港币。 周仲明的弟弟对国营厂的体制不满意：“吃大锅饭，干好干坏都拿一样的钱。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就吃亏。谁能有积极性？” 1997年，周仲明任新建制的眉山地区经贸委主任，着手对8家国有企业进行改制。事先，他对这些国企做了一个调查，结论是：“国企僵化，最大的是体制、机制和人。” 现在回顾起来，周仲明觉得，自己主导的国企改制，最大的贡献是抓住了这三个关键点。特别是对人的改制，通过“产权换身份”或“身份赎买”，将“单位人”变成“自由人”，释放了很多人的活力。 “这是对工人的解放。”周仲明解释说，“如果再那样撑下去，工人最吃亏。” 其实当时，几家国有企业大都已发不起工资。一个月几百元，工人往往几个月才拿一次。有一个国有企业的厂长叫“郑付培”，因为企业年年亏损，大家干脆叫他“政府赔”。 不过，当时很多工人对他的做法不理解。有工人质疑他，是政府想甩包袱。有一次，他在一个工厂进行改制动员时，被很多工人包围，围困了3天。最终，在他讲明利弊后，工人才释然离去。 现在挺自由，要编制做啥子？ 周仲明生性豪爽，爱交朋友。他也在形形色色的朋友圈中，观察人如何一步步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解放自己。 他朋友何军（化名），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当何军还是企业员工的时候，他的朋友王华（化名）就想调到何军所在单位。为此，何军还和单位领导沟通过。王华也托了很多关系，但未果。 一气之下，王华到一家市场化企业应聘，做得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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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6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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