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华夏走向没落的第一罪人！

　　一、绥靖主义：在与辽的关系上，开了“岁币”、“岁绢”的恶例。公元1004年，辽军在辽圣宗亲自带领下，对无统一指挥的宋军各个击破，兵临宋都门户澶州(今濮阳)。虽然辽军长途奔袭，且在宋军民英勇抗击之下，连伤大将，衰势已成，但宋真宗还是与辽订立了虽胜犹败的“澶渊之盟”：宋每年给辽银10万两，谓之“岁币”；绢20万匹，谓之“岁绢”；1042年，辽又趁宋、夏关系紧张之机，迫使宋每年增岁币岁绢各10万。不能否认，在宋的岁币岁绢贿赂之下，(当然也有宋将在边界冲突中的委曲求全)，宋、辽虽对峙百年，但并无大冲突。但是，宋辽的“澶渊之盟”却为以后的宋夏、宋金、宋元关系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处于半开化状态的周边少数民族，既慕中原江南之富饶，又欺宋的软弱无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大胜则裂土，小胜索岁币。把宋当作一株摇钱树，财欲一生便要摇撼；又把宋看成俎上之肉，食欲一来，便要脔割之。
　　在宋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中，最富戏剧色彩的要算宋、夏关系了。宋辽关系是“兄弟”，宋夏关系却是“君臣”，原因是夏王李元昊在宋主战派范仲淹的打击之下，无力攻宋，宋便“封”元昊做了“夏国王”，而宋每年“赐”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在国与国关系中，宗主国在政治上是权力之源，在经济上应是得利的一方，藩国应向宗主国贡献方物，缴纳赋税，而在宋夏关系中，这种位置却颠倒过来，其中滋味，怎一个“赐”字了得。

　　在与金的关系上，宋的邦交地位向深渊滑了关键性的一步，宋的军事措置能力，应急准备能力过于低下，虽有孤忠死士，但由于城池间联络少，敌情紧急，互相坐视不援，金人便各个击破，直抵宋的京城。究其原因，就是宋的弱枝强干政策造成的恶果(单从军事角度上讲)。京城破，徽、钦二宋及宗室大臣一万四千人被金人掳走，北宋灭。可耻的是，在金人志在亡宋之时，宋人还在倾国资寇，集中金银等贵重物品送给金人，幻想金的“良心发现”。可金人还是把北宋灭掉了。代之而建立的南宋与北宋比起来，真是一窝不如一窝。
　　赵构先是在金人的追击下狼奔猪突，全然不顾他皇父皇兄和中原臣民的死活，泛舟海上，躲避追杀。一个在皇子中最强健勇武的皇子竟被吓的成了阳痿不举。最后在临安(今杭州)建都，南宋开始，高宗还口头上讲“恢复”，“迎驾”(迎徽、钦二帝)，朔望日望北方，减膳，号哭，{根据史料记载赵构为世上最擅演戏的}大有卧薪尝胆之气象，但不幸的是赵构的性格比其祖宗的还软，心胸比其祖宗的还小，气节比其祖宗还低下。偏安江南，居半壁河山心已足矣；怕金人生气，以“莫须有”罪名杀抗战主将岳飞，贬谪张浚；先奉金主为叔，后奉为伯，最后竞向金称“臣”，当然，岁币岁绢是少不了的，割地更是在所难免。宋自建国就一直计划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美梦早已灰飞烟灭。不仅如此，历代封建王朝建国的根本—黄河流域也尽失于金人之手，这时的宋，在实质上已不过一割据政权而已。它是汉族政权第一个对少数民族称臣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无能却又极其华丽、病态的汉族地主政权，它的衰落，标志着封建专制的盛极而衰，同时也反映出被赵宋王朝阉割的汉原生文明的没落，后虽有元明清的更迭，但理教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已是巨大障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谁陷入这种“衣冠文化”，谁就势必走向挫折，谁就势必由“气吞万里”到“穷途末路”。

至于宋与蒙元的关系，在作为缓冲的金被灭之后，就更不足道了。岁币与屈膝求和终也免不了灭顶之实。1276年，元灭南宋，这个历史上最为腐败无能的封建王朝寿终正寝。假使宋能像唐那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敢于将大权交予军镇，使他们敢于统一措置，临敌有为，宋是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的。当然，防内为主的政策必然导致没出息的绥靖主义，唐能统驭四夷，而宋为夷所制，这确是气度不同导致的不同结果。

　　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宋统治者的又一传统，赵宋及后来的王朝皆沉浸在“不战而胜”的美梦中。自“陈桥兵变”始，宋帝王就是机会主义者了。不同的是，宋太祖的运气比较好，欺负了孤儿寡母，登上了大位，成为一个“成功”的机会主义者，但他子孙们的运气就远不如他的好。因机会主义而亡国者，北宋一个，南宋一个。这是否是对“陈桥兵变”的“一报还一报”？
　　北宋最大的机会主义者除了赵匡胤接下来依次是宋徽宗{和宋高宗}，这个奢侈贪婪的低能君王，在邦交关系问题上，是个少有的糊涂虫。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建立的金崛起于宋的宿敌—辽之内部。这时的辽已基本封建化，其统治者已腐败化，其政治已昏暗不堪。金之崛起，对宋来说是一个福音，它可以在辽的内部削弱辽的实力，给宋一个“恢复”的机会，而北宋的统治者过于信赖力量雄劲的金，又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了。本来，宋可以坐山观虎斗，待其两伤，收渔翁之利；也可以趁辽之危急，向辽提出收回燕云十六州的要求。这在辽来说，是不得不吞下的苦果——辽想扑灭金的反抗已是捉襟见肘，还有余力两线作战吗?

楼主:法克悠的Dad他爹2014-07-22 15:17:03
　　遗憾的是，宋统治者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宋对辽的仇恨太深了——但感情实在应服从于理智。一一二0年宋金订立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双方议定：金出兵攻辽中都(在长城外)，宋出兵攻燕京(今北京)；灭辽之后，燕云诸州归回宋，宋则将原来向辽交纳的银，绢照数给金。这仍是个不平等的盟约，除了收回幽云诸州(尚是个未知数)外，这个盟约仍是可耻的，它的实质不过是：宋将给辽的好处给了金。这对宋治内的人民来说，也是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人民的额外负担并没减轻。
　　这时的宋面临着大好的机会，疲于应付的辽统治者，分为两股势力，一是西逃的辽天祚帝（在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一带），实力已不足道；二是僭位自立的辽皇族秦晋王耶律淳(后为天祚帝次子秦王耶律定代)在燕京，军事力量强，又守卫国之根本，且有山川之险，可以与金作一对抗，故淳虽僭位，实已为正统。耶律淳死后，为了联宋抗金，掌握实权的耶律淳的妃子萧氏不仅向宋表示愿无偿放弃幽云十六州，奉还予宋；不再求岁币岁绢，且派人奉表向宋称臣。这在宋朝来说，可谓风光之至了。河朔人民，自石晋以来，所翘首企盼的不正是这些吗?宋的祖宗所梦想而又实现不了的不就是这些吗?

　　遗憾的是，宋朝主昏臣奸，在金已显露虎狼之性后，仍一意孤行地联金攻辽。对此，辽使(韩昉)向宋攻辽的主将童贯、蔡攸(蔡京之子)指出：“女真蚕食诸国，若大辽不存，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宋的有识之士也是反对宋联金攻辽的，大臣种师道，赵隆，郑居中，安尧臣，曾极力反对，安尧臣上书徽宗说：“宦寺(童贯之流)专命，倡命北伐，…….臣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强敌蓄锐伺隙以逞其欲………”。
　　无论何时，强者为邻都不是一件好事，而宋却利令智昏，驱一疲狼，又引一恶虎，自取灭亡。此时的宋已是腐败不堪，燕云之城，无一能克，最后，还是金将其十数城攻下，抢掠一空，将空空如也的战后废墟留给了宋，也正是看到了宋的腐败无能，金灭辽之后，军不旋踵，直入宋境，意在灭宋。宋虽有良将，但不能为宋朝廷所用；宋有忠臣，但不能得逞其志，苟延年余，金又来攻，北宋亡。

　宋因机会主义第二次亡国，是宋联合蒙古灭金之举。这次南宋表现得比北宋更为愚蠢。此时的南宋，已是分崩离析，中原及淮河流域尽丧，陕西亦失。宋的疆域，仅留江南半壁，与三国时的蜀、吴相加差不多了，其政治更加腐败，其君臣更为昏暗。除孝宗之外，南宋的皇帝均为昏君。君昏臣佞，宋的四大奸相，南宋有其三。排斥忠直，贪黩不德，民生凋蔽。宋的统治者却不管这些，君臣之间忙的是上尊号，封“功”臣。最可笑的是，这些汉民族的不肖子孙，在君臣互相吹捧之时，竞将汉武唐宗贬得无甚是处，好象尧道舜德尽在这几个“赵氏孤儿”身上一般。什么“雪耻”、什么“恢复”，早已被抛诸脑后，偶尔侈谈，也是声高气促，口头上说说给自己壮壮胆罢了。然而历史似乎又给赵氏子孙开了个大玩笑。历史在北宋之后百余年划了个大的圆圈儿，把机会又一次给了南宋。崛起于金境内的蒙古，像当年金反辽那样，迅速地打败了金，金的势力渐被赶出长城以北，迁都到北宋的都城汴梁。此时宋起居舍人真德秀，请趁机罢其岁币，且攻金自强。此计可谓有志，但宋须有自知之明，以宋的经济实力，养兵尚不能足饷，又如何振力灭金?此时的正确做法莫如助金拒蒙，给自己留一道屏障，然后再行远图。宋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上书丞相说：“蒙古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我之世仇也，今吾之蔽(屏障)也。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乔氏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今之主要矛盾，已由宋金矛盾转化为宋金对蒙古的矛盾，今之资助金人，是在金落魄之际，是救人自救性质，与“岁币”性质不同。这一次，宋朝廷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给了金以援助。

　　真德秀也是个有见地的人，他既反对金对宋蚕食，也反对与蒙古为邻(前提是金灭)，因为今日形势，“何异于政、宣（北宋末年）之时！”蒙古“一旦与我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此时的宋再谈“恢复”简直是梦呓，最实际的做法莫如联金抗蒙，维持现状。
　　这时的金统治者在金宋关系上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金既想让宋做它的后盾(对蒙古而言)，又想对自己这个弱友任意凌辱，蒙古攻金，金便南攻宋。这在宋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金在今日已是过气的强国，宋不会甘于金的欺辱。况且，根据一一四一年宋金和约，金此举是背盟行为，而宋的抗击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糟糕在：宋在几次反击战胜利之后，便相应蒙古的倡议，与蒙古南北夹击金。这时的宋忘了，这情形与当年宋金灭辽时何甚相似！作为一个弱国，宁与弱国为邻不与强国为邻，宁与昏暗之国为邻而不可与修明之国为邻。何况宋还有长江阻隔，这对于不善水师与水战的金人和蒙古人来说，是天险中的天险。宋据江南，攻虽不足，守却略微有余。1226年，宋蒙开始夹击金，历一年金灭，宋在名义上是得到了河南之地，但由于连年战争，黄河流域人民锐减，宋能得而不能据守，加上金灭北宋整100年，人民“久未沾化”，在宋王朝逃亡到南方以后，人民余下的那点爱国热情早已转移到金的身上。宋实际得到的，也就是南宋主将孟珙带回的金哀宗那把骨灰而已。而宋失去的，却是阻隔强敌的一堵高墙。南宋的亡国之势，至此已成。

　　有人讲：赵匡胤是努力改变五代十国，篡权夺位和中国混乱、民不聊生的局面，力图创造一下人民生活相对安宁，人民生活水平比其它所有国家都高，经济文化水平高的国家。 而且对比五代十国的众多小国国君，他是相当成功的。 宋国从五代十国的基础上来，看问题就要看实际情况。
　　但没必要为此拔高一位封建王朝的皇帝，赵匡胤的出发点是为了力图创造一下人民生活相对安宁吗？显然不是，他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他是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封建皇权。
　　宋朝是从五代十国这个底子上来的，基础是不好，隋朝是从五胡乱华的烂摊子里建立起来的汉人王朝，基础也不好。但隋朝统治者就没有“小富即安”的心态，而是极力开边拓土，虽经二世而亡，却给后来的汉人王朝-大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反观赵匡胤，为了一己之私，北方边患未平，就急急忙忙打造自己的“安乐窝”，崇文抑武，最终给汉民族带来灭顶之灾。可见，你的王朝命再长，给汉民族带来的伤害就越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这个道理。

　　仅仅从经济文化的发展来看待宋朝，难怪有些无知文人喜欢生活在宋朝，余秋雨就曾经说过，如果让他选择，他愿意生活在宋朝。那可是，宋朝文人地位高，他生活在宋朝能得到重用，能充分发挥他舞文弄墨，耍嘴皮的功能。
　　你根本不了解古代中国所处的环境，一个汉人王朝的建立，如果不把周边少数民族收服，或者至少要占据长城作为屏障，是不可能坐稳江山的。赵匡胤是结束了五代十国混乱的局面，但在燕云十六州尚未收复，辽、金铁骑可以毫无阻拦地驰骋在华北大平原，直捣开封的情况下，就开始不思进取，苟且贪安，崇文抑武，创造出不堪一击、毫无保障的繁华繁荣。在宋之前，华夏民族从来没有被异族整体征服，恰恰是宋朝统治者出于自身阴暗心理制定的愚蠢国策造成华夏民族整体沉沦，血性丧失。华夏民族没有完全消亡靠的是自身文明程度高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不是宋朝的功劳。而宋朝正是导致华夏民族差点消亡的元凶。
　　我倒希望宋朝建立后能够穷兵赎武，拼全国之力荡平辽、金、蒙古、西夏，即使激起民变，二世而亡，也不足惜。因为它能够给后来的汉人王朝创造出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后继者才有可能实现以文治国，和平发展，华夏民族也不至于被异族一而再地整体征服，导致文明发展停滞，贻害今日。后人也会像记住隋朝似的记住宋朝，赞扬宋朝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