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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小伙因付不起16万聘金被迫写下欠条”的新闻引发对婚姻幸福和嫁娶习俗的讨论。“娶不起”“嫁不得”,只因聘金。这种人为的阻挠,并不鲜见。“疯狂的聘金”背后,是婚俗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扭曲、变味。
在中国古代,婚礼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古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指的就是男家将聘礼送往女家,又称纳币、大聘、过大礼等。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余云华表示,婚礼,是人一生中的“终身大事”,其在人生过渡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古今中外都非常重视这一人生礼仪。伴随着这一重大的人生礼仪,便出现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婚俗文化。
作为传统习俗的聘礼,有其价值所在。除了物质上的实用价值,它还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功能,表达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谢和美好婚姻的祝愿。在很多地方,聘礼原本只是订婚的一种形式。多与寡,都表诚意。而现实生活中,各地“行情”不一却大多高额的聘礼,让它逐渐成为一个令人伤感的话题。许多人高呼“娶不起”,虽有调侃、自嘲之意,但也掩饰不住其后的艰辛与无力感。
聘礼在商品社会的延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物质至上价值观的影响,被认为关乎女儿的“身价”与家庭的“脸面”。除了礼金,有些地方的聘礼还包括房子、车子。正如知名女性学者、北京大学佟新教授所言,在商品化社会中,人们逐渐失去了情感表达的能力,因为所有的手段都是物化的、商品化的。聘礼不仅是一个展示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平台,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往往隐伏着两个家庭激烈的利益博弈和心理拉锯战。
追求高额聘礼,无外乎牟利与博名。纯粹牟利的,比较极端、少见,更多的是博名,其实只是碍于当地习俗,过不了“面子”这一关。很多父母,在接受聘金之后,折成嫁妆或原封不动甚至加倍地返还给小夫妻,为他们之后的美满生活“添砖加瓦”。
聘礼发展到今天,“礼”的传统意义日渐模糊,而“金”这一关却似乎仍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聘礼具有对男方经济鉴定的作用。但说到底,婚姻幸福与经济状况并无必然的关系。聘礼的意义不该是考验和攀比。虚荣心和面子无助于子女的幸福。文明时代应当摒弃这种虚荣、浮夸的“脸面”文化。
事实上,不止聘礼越攀越高,对婚礼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办多少酒席,请哪些婚庆,拍哪种婚纱照……都一股脑儿跟风、比较。一场婚礼下来,幸福感多少难说,疲惫感倒是很强。
商品社会,强化了这些程序,使之成为“必需”。一纸结婚证看似简单,而附加的步骤,早已从婚俗文化走向商业文化,绑架着每一个将娶待嫁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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