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注工人问题的北京大学学生社团马克思主义学会在微信上发布《北大后勤工人调研报告》,称北大36%的后勤工人无劳动合同、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一些保安无社保,工人们超时加班,而工资仅每月2300元。
从报告来看,北大后勤部门的用工多处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例如用工需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加班需计算额外薪酬。建筑工地还欠工人薪酬。此外,北大后勤的薪酬的确低,致使工人生活水平较差,甚至只能住地下室、很少有肉吃。
一时间矛头指向了北大。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至少不能沿着传统“悯农”式思路求解,更不能拿一些国外劳工理论生搬硬套,还得基于中国城市化、城乡二元的现实,否则可能好心办坏事。
北大的工勤人员大多来自河北、河南与山东三省,是典型的外来劳动力。这样的人在北京约有800万人,他们大多从事制造、批发餐饮零售、社会服务、建筑等行业。这些行业也是竞争性行业,要求技能低,所以被非户籍劳动力占领。
从全国农民工的平均水平来看,北大工人的待遇并不算“太差”。2014年外出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为38%,而北大工人为64%;社保缴纳上,外出农民工整体参加养老、医疗分别为18%、16%,而北大工人购买社保的比例略低于40%。可以说,北大工人的待遇还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且工作压力相对小,工作也体面些,所以“性价比”还是不低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视线差”的问题。站在知识塔尖上的北大学子们,其生活愿景、接触的信息往往是“向上看齐”的,甚至是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工保障条件看齐的,所以哪怕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北大工人的待遇依然让他们感到吃惊,这说明中国劳工保障水平整体落后;但反过来,解决北大工人的保障问题,要放在更宏大的中国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对立的改革进程中解读,学子们期望的“社会进步”不可能在北大一地单兵突进。
我们可以假设一种场景,如果北大后勤工人100%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提高工人工资、降低工作时间,会出现什么现象?
首先,这种待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会进一步提高岗位竞争力。但中国的现实是,哪怕是城市户籍劳动力也未必100%有社保(特别是一些低端岗位),他们为了安稳且正规的工作,也会应聘北大低端工勤岗位,从而变相挤出农民工。
其次,待遇提高带来的后勤成本上扬,会直接反映在餐饮、服务的价格上。有意思的是,北大学生并不接受涨价,2013年北大学生曾因为食堂涨价,在BBS上号召大家去清华食堂吃饭。为此校方不得不宣布补贴食堂,回调上涨的菜价。
学子希望提升农民工生存条件的愿望是好的,但直接的效果未必好:第一,农民工可能因此被挤出北大的低端工作岗位,不得不到待遇更差、环境更糟糕的岗位。第二,调高劳工待遇造成经营成本提高,要么让没有收入的学生承担,要么由学校补贴,最终是全体纳税人出钱买单。这恐怕都不是他们的目的。
外来劳动力的权益当然要维护,但他们的待遇水平、生活境况,更多是由市场供需环节决定的,从局部入手(片面提高待遇)不仅不能改善他们的待遇,还会让他们失去竞争力。学子们如果真的关心外来劳工,除了不欠薪等权益外,不应过多介入待遇、社保等问题。至少在当下,保护外来劳工关键在于维护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权利,以治标为治本腾挪出空间和时间。
北大学子“悯农”情感是真挚的,但真正要解决劳工保障问题,还当有基于中国现实的更广阔视角。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东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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