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台独"第一人：蒋介石【谁搞台独我搞谁脑袋】

三更半夜

毛泽东和蒋介石

原标题：蒋介石“反台独”先于毛泽东

国民党撤退台湾之后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强大压力、美国推行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压力，还有岛内分离主义即“台独”的压力。

“台独”，最早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的，并始终带有美、日背景。二战结束前夜，一批日本“主战派”军人为继续其在台的既得利益，曾策动他们培养的一批台湾亲日分子散布言论，密谋成立台湾独立地下组织，制造所谓“台湾独立”事件。驻台日军参谋长谏山等日本狂热军人，在天皇的投降诏书发表后，仍勾结台湾反动士绅阴谋以残存的40万日军作后盾，在中国政府未接收前宣布“台湾独立”。但该计划被当时日军驻台司令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所搁置。国民党政权接管台湾后，日本政界一些人仍没有停止对岛内以廖文毅、黄纪男为首的“台独”分子从事“台湾独立运动”的纵容和支持。1947年，廖文毅、黄纪男求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求美国支持他们进行“台湾独立”活动。自此，“台独”势力又与美国搭上关系。对于“台独”分子分裂中国的活动，国民党政府岂能袖手旁观。这一年，台湾地方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活动。廖文毅、廖文奎等“台独”骨干分子被迫逃到日本。

目前发现的史料证明，在“反台独”上，国民党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毛泽东，但是，坚定“反台独”并推动蒋介石保持与“台独”势力不妥协立场的却要归功毛泽东。

蒋介石的不变立场：“谁搞台独我搞谁脑袋”

对于“台独”的严重后果，蒋介石是十分清楚的。退守台湾后，他曾经明确地说：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敌人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是“台独”组织。他认为，二者都是要推翻国民党在台政权的。但是，蒋介石没有明白，虽然中国共产党发誓一定要解放台湾，但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底线”是宁愿暂缓解放台湾，让蒋介石继续维持在台政权，也不同意台湾独立。而“台独”才是要把宝岛台湾从祖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的真正敌人。

蒋介石明白的是，“台独”主张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在台政权的稳定。因为，“台独”的理论根据是，“台湾不是中国领土”，“台湾人是中国、西班牙、荷兰、高山族、日本人的混血杂种。”“台独”头子廖文毅甚至把台湾历史上的“明郑时期”、清朝、“国民党中国”时期都视作外来势力“殖民”台湾的历史，与荷兰、西班牙和日本统治时期无异。“台独”的纲领是，先清除台湾的外来政权，然后实现台湾独立。如果认同“台独”分子对台湾历史的歪曲，那么，国民党在台政权就变成“外来的侵略者”，其统治台湾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就要被廖文毅赶出台湾。因此，蒋介石把打击“台独”势力视作确保政权稳定的最重要的大事，发誓：“谁搞台独我搞谁脑袋！”

一是坚决整肃“台独”思潮。

早在“台独”分子廖文毅抛出《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台湾岛刮起“独立风潮”之时，蒋介石就下令彻查幕后真凶。时任“行政院长”孙科实地调查后，发现操纵廖文毅搞“台独”的是美国驻华机构，包括美国驻台领事馆、台北美国新闻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以及美联社、合众社等。于是，经蒋介石同意，孙科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点名谴责美国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美国方面不得不撤换了卡尔、卡度等人。

为了不使“台独”思潮在社会上泛滥，蒋介石严格控制新闻媒体的出版发行，实行新闻审查制度，查禁“台独”书刊。1951年，全台被登记批准发行的报纸只有31家。1955年，当局又对报纸每日出版张数进行限制，规定不得超过对开三大张。1958年，由蒋经国控制的特工系统制订的“出版法修正草案”，还对刊物的注册登记作出一系列规定。对那些假借宣传“台湾”之名行淡化中国意识之实的“台独”思想保持高度的警觉。台湾当局要求成立民间社团必须冠以“中国”或“中华民国”名称，而不许以“台湾”命名。如确实需要，也只能用“台湾省”而不许单独使用“台湾”二字。1955年6月成立的“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对国民党当局而言，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组织。为了防止使用“台湾”一词的独立倾向之嫌，而改用“台湾省”一词。但这样一改，在一般人的心理上又有自我矮化的感觉。1969年该会干脆改名为“中国妇女写作协会”。

1964年4月，台湾名流吴浊流创办《台湾文艺》杂志，由于刊名使用“台湾”一词，曾几次被“警备总部”约谈，质问他不用“中国”而用“台湾”名称是何居心，并再三禁止他使用“台湾”二字。后来，当局虽然让其刊物出版，但紧盯不放，不时用各种借口向其提出警告。至于《笠》诗刊，绕了好几个弯将“笠”视为“台湾意识”的图腾，也被当局识破，难逃“台独同路人”的指责。

在蒋介石治下的台湾，如果一个人被指控有“台独”倾向，那是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诗评家陈芳明在华盛顿大学求学期间加入“台独”组织，为此，国民党当局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不许其返台。后来在多方压力下虽准其回台，但只同意在台停留一个月，并向其约法三章，其中第一条禁止事项就是“不得主张台湾独立”，不许参与任何政治性的演说活动。他在台出版的《在美丽岛的旗帜下》、《在时代分合的路口》和由他主编的《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等书，因涉嫌宣扬“台独”思想而被查禁。

为了防止“台独”思潮向高等学校渗透，蒋介石特别重视向学子进行“一个中国”的灌输，不断强化“台湾民众根在大陆”的理念。他要求台湾学子对大陆的省份地形倒背如流，在国文课本中传播中华传统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大力推行国语，而不使用台湾当地流行的闽南话。他还长期不许在大学中文系开设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课程，申请增设这类课程也只允许在中文系名义下加开，更不允许单独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等。这样，海峡两岸虽有半个多世纪的隔绝，但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并不陌生，两岸人民仍然保持着共同的文化血脉。

二是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台独”活动。

国民党撤退台湾后，于1950年3月宣布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并颁布了《反共保民总体战纪要》、《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所打击的对象主要有三个：一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二是有“台独”倾向的；三是持不同政见者。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常常以前两项罪名定罪处置。在这些法律中，对惩治“台独”分子规定了“涉嫌叛乱”、“涉嫌台独”、“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以及“颠覆政府”等罪名。蒋介石亲自领导了至少四次大规模的抓捕“台独”分子的行动。

第一次，是1946年初，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台湾省省长陈仪果断出手，先后抓获“台湾自治委员会”主要成员许丙、林熊祥等人。台湾省军事法庭以“共同阴谋窃据国土罪”将这些人处以重刑。此后，“台湾自治委员会”组织就土崩瓦解了。这是国民党当局接管台湾后打击的第一个“台独”组织。

第二次，是1950年5月14日，在蒋介石的过问下，从事“台独”活动三年多的“台湾再解放同盟台湾支部长”黄纪南及其同伙被一网打尽。

第三次，是1952年2月，“台独”分子史明、周浩等人在台秘密组织“台湾独立武装队”，并在岛内四处搜寻武器，装备“台独”组织。蒋介石获悉后，立即下令保安司令部火速侦缉。很快破获此案，使该组织大部分成员落网，其主要头目史明潜至日本后，蒋介石又派特工跟踪追击，最终将史明抓获归案。

第四次，是1960年代镇压彭明敏为首的“台独”势力。曾担任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因宣传“台湾独立建国”，被军事法庭判处八年徒刑。

对于一经抓获的“台独”分子，蒋介石的政策是长期关押，谨慎释放。他公开表示，“台独”分子不管逃到那里，他都有信心将其抓获。蒋介石的重拳出手，严厉打击了“台独”势力。

三是收买分化“台独”分子。

20世纪中期，蒋介石对打击“台独”的策略稍有变化。在严厉谴责、重拳打击的同时，开始实施怀柔政策，向愿意悔过自新者发出了宽大处理、既往不咎的暗示。在得到正面回应之后，蒋介石调动多方力量，开展思想渗透、物质利诱、柔情感化等攻势，分而治之。第一个列入策反名单的就是“台独”组织的“精神领袖”廖文毅。

廖文毅最早发起成立“台独”组织，在“台独”分子中具有重大影响。为策反廖文毅，蒋介石三管齐下：首先，进行思想渗透。派人打入“台独”组织，接近廖本人，乘机进言，传递台湾当局的信息。此次，用亲情动摇其意志。蒋介石设计把廖文毅的大嫂、侄儿及同党数人逮捕重判，并将其侄廖史豪在狱中给其的录音通过秘密渠道送给身在日本的廖文毅。录音中说：“叔叔，我母亲患心脏病快死了，我和您的部下黄纪南也被判死刑，即将被枪决，国民党已保证，只要您回到台湾，他们不但不追究您的罪刑，我们也会马上得到释放……叔叔请赶快回来救救我们吧！”再次，许以高官厚禄。蒋介石让人传话给廖文毅，如果他幡然悔悟，回到台湾，不再从事“台独”活动，政府将赦免其罪刑，发还过去没收他的财产，释放其亲属，任命其担任政府要职。

在利禄、亲情的重压下，廖文毅终于向蒋介石举手投降。1965年5月15日，56岁的廖文毅从日本返回离别18年的台湾。他发表书面声明，公开宣布解散“台独”组织，放弃“台独”活动，声明他领导的“台独”组织，因他返台已不复存在。“他希望过去受他领导的朋友们，也跟着放弃那种错误的主张”。他在谈到放弃“台独”返回台湾的动机时称，是受了蒋介石的“感召”，要“响应蒋‘总统’反共建国联盟号召，剑及屦及，离日返台，贡献所有力量为反共建国大业，坚决奋斗。” 蒋介石也兑现承诺，于1965年6月8日，赦免廖文毅过去所犯的“叛乱罪”，发还过去没收他的财产，释放了廖文毅的大嫂及侄儿；年底，廖文毅被任命为“曾文水库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廖文毅臣服蒋介石，重创了“台独”海外组织。蝴蝶效应使海外的“台独”组织纷纷瓦解。1965年五六月间，取名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台独”组织驻港澳办事处主任刘德利，宣布在港澳的“台独”组织予以解散；1966年4月，另一在海外的“台独”组织“台湾民政党”，其委员长郑万福在日本东京宣布解散该党，停止“台独”活动。10月，吴振南宣布解散“民主独立党”，返台定居；1971年，廖文耀、简义介等解散“台湾自由独立党”，返台投蒋；1972年，“台湾青年会”的赞助者辜宽敏、廖春荣宣布放弃“台独”，回到台湾；原“台湾再解放联盟”秘书长、曾担任多种“台独”组织顾问的邱永汉也宣布“反正回台”。

四是排挤亲美派。

蒋介石看到，在“台独”势力的背后，有着很深的美国背景。沿着这条线，还能从台湾当局高层找到一批人，他们既具有美国背景，又与“台独”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蒋介石感到不寒而栗：美国一面支持“台独”，一面在台湾高层培养亲美势力，意欲何为？

答案其实早就有了，《台湾命运机密档案》记载，曾任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的康理嘉到任第三天就召开全台“情报员会议”，确定对台情报工作的新方针为：（1）今后不再提“托管”，因为台湾人排外性强，不能接受。（2）台湾人大多数反蒋，但又不愿受外国统治，所以可以利用他们的反蒋情绪，煽动“独立”。（3）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在蒋政权垮台后不致使台湾落入中共之手。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培养亲美势力，以控制将来台湾的政权。（4）以“台湾独立”为号召，组织民众进行反蒋运动，但在反蒋运动中，必须同时进行制造反苏、反共、亲美情绪，等等。

在弄清美国对蒋介石的三心二意之后，蒋介石开始打击国民党高层的一些亲美派。而第一人就是吴国桢。

吴国桢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后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素有“民主先生”之称，曾先后担任过南京政府的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来台后，美国方面向蒋介石举荐：如果吴国桢当上台湾省主席，美国会提供援助。随即吴国桢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本是受蒋介石器重的，但在“台独”问题上看美国脸色行事，镇压“台独”不力，并与蒋经国政见不和，这成为蒋氏父子拿他开刀的重要原因。1952年4月发生的一次疑似人为的未遂车祸，使死里逃生的吴国桢顿时大彻大悟，“高处不胜寒”，迫使吴于一年后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仍保留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委身份，飞美“养病”。

不巧，这年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尼克松离台后即传出蒋介石在与其会谈中，尼克松曾告以吴国桢在美国银行存有50万美元，且美联邦调查局与国会均有此项调查记录的事实。吴国桢得知总统府追查巨额外汇存款的消息，如雷轰顶，立即致函蒋介石，要求“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蒋介石则以“外间流言……毫无根据……不必介意”回应；吴国桢又起草“辟谣启事”寄达国内联系登报。蒋介石又以“此事已经证明”为由予以阻止。这使吴国桢深感“含冤莫白”，怀疑蒋氏父子是幕后黑手，于是，他打破此前的沉默，公布了有关辞职的隐情。

1954年2月上旬，吴国桢接受美国MGN台的电视专访和合众社记者的专访，公开向美国新闻舆论表示：他之所以离开台湾，是由于“健康”和“政治”两个原因。当记者追问是什么政治原因时，吴国桢作了三点表示：“一是‘除非吾人能在现行政治区内实施民主’，则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二是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三是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党的方法。’”

吴国桢的此番言论，攻击岛内政权，直指蒋氏父子，并有取悦美国之嫌，这使蒋介石进一步坐实吴国桢受美指使的判断。3月17日，“国民代表大会”通过临时动议，指责“吴国桢身为现任官吏，在美竟发表荒唐言论，诋毁政府，迹近叛国，应予严厉制裁。”根据这一动议，同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查办吴国桢。命令称：吴国桢“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 同时，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议决，开除了吴国桢党籍。

吴国桢至死不得回台，1984年病逝美国，葬于佐治亚州滨海小城。

被蒋介石打击的亲美派第二人，是长期担任国民党军要职的二级上将孙立人。

孙立人与吴国桢的求学生涯几近相同，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后入美国普渡大学并到吉尼亚军校学习军事。这一经历使其对美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回国后，孙立人加入国民党军，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滇缅战役中留下美誉，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孙立人的美国背景是人所共知的，蒋介石也是亲美派，所以，在蒋氏父子时期，有美国背景并非全然坏事。在国民党撤退台湾之初，为表达对美国的亲近和取得美国支持的政治需要，蒋介石曾重用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但在保持对美国与对蒋介石的关系平衡上，孙立人的天平倾斜于美国。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曾选孙立人作为在台湾的代理人，并欲指使李宗仁、孙立人推翻国民党政权，以谋台湾独立的背景，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于是，在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届满后调其担任总统府参军长，贬之闲曹。

美国厚待孙立人以培植台湾的亲美势力，孙立人如法炮制，也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1952年11月，他指示部属江云锦把第四军官训练班结业学生（孙立人担任班主任）“串起来”，使他们之间发生“横的关系”。后来，孙立人又指示其嫡系郭廷亮（陆军学校少校教官）加入进来。1954年11月，孙立人给郭廷亮三点指示：（一）各同学要多联络；（二）各同学要把兵带好；（三）各同学不要随便请调。

1955年6月，台湾盛传孙立人的老部下郭廷亮、江云锦等预谋在蒋介石阅兵时发动“兵谏”。并有消息说，时年5月，孙立人与郭廷亮商议，拟趁蒋介石6月初到台南地区检阅部队之机，将其加以“控制”，实行张学良式的“兵谏”。外国驻台记者报道说，他们的目的是：（一）反对蒋介石一人包办党务和反共事业，要求结束政府私人化局面，实行美式民主；（二）虽希望反攻大陆，但在美国不肯支持的情况下，要求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大陆”口号，努力把台湾建设好；（三）反对蒋经国领导的特务统治，要求铲除政府和军队中的贪官污吏；（四）反对军队政工制度和师以上主官任期制度；（五）要求孙立人担任参谋总长。

5月15日，郭廷亮来到台北，向孙立人报告受阅部队将于5月22日至6月2日间开始团教练，并认为此项演练的休息时间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期。孙立人嘱咐郭廷亮转告各同学“勿轻举妄动”，如有意见，可待他25日到达东屏后再说。但郭廷亮并未按此办理，而是将可能在5月底、6月初采取行动的天机在各同学间散布。5月22日，郭廷亮等人向部分受阅部队配发实弹。这一行动，使台湾当局特工人员确信其图谋不轨。于是，保安机构抢先下手，于25日逮捕郭廷亮。

郭廷亮被捕，把孙立人牵涉进来。狡猾的蒋介石，这时却不动孙立人，只是在5月28日——孙立人原定起身去台南指挥“兵谏”行动的当日，由总统府通知其30日与蒋介石同机前往。已被监控的孙立人没有拒绝的理由。参与行动的骨干分子悉数落网。6月6日上午，台南7万受阅部队在东屏机场接受检阅，蒋介石安然无恙。

暂时不动孙立人，不是蒋介石宽宏大量，而是给美国人留下一点面子。认识到在郭廷亮事件中难逃其咎之后，孙立人于8月3日致信蒋介石，表示：“连日深切反思”，“实有过错”，“拟请予以免职听候查处”。蒋介石接到孙的引咎辞职签呈后，于8月20日发布命令，准其辞职。命令说：“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听候核办。” 两个多月后，由陈诚领衔组成的“孙立人将军因匪谍郭廷亮事件自请查处案调查委员会”发表共1.6万字的《孙案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称：

郭廷亮1948年6月驻沈阳时，与米店主人白经武结识，经白介绍，与李玉竹女士结婚，白并借机“以匪党言论煽惑”。沈阳不守后，由在中共吕正操部任联络科长的白兄白经文予郭路条，嘱其到台后要为中共工作，并确定联络暗语。郭遂离开解放区，经天津、上海而返台湾孙立人军中。1954年9月某晚，曾有一操东北口音之李某至郭处相访，以原定暗语联系，嘱其“积极进行”工作。郭利用与孙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100余人，准备在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郭廷亮“穿插于孙将军与第四军训班少数学生之间”，“以其据称军训班学生不满情绪，煽动孙将军实行‘兵谏’”，“使此少数军训班学生深信孙将军有意在南部亲自指挥部队采取‘行动’”。“孙将军联络学生，在部队形成组织之企图，显在结成一种力量，为实行其意见之支持，而匪谍郭廷亮所担负之匪谍任务，即所从事之兵运工作，则在造成变乱以遂其颠覆政府之阴谋。两人之动机与目的，原非一致，而其在行为上，则因互相利用，而在某种程度上趋于结合一致。”

结论是：“一、郭廷亮为匪谍并利用其与孙立人将军之关系执行匪谍任务，阴谋制造变乱……二、孙立人将军对于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未觉察其为匪谍，且因孙将军企图利用郭廷亮在军队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堕入郭廷亮匪谍活动之阴谋而不自觉”。“在军中违法密结私党或秘密结社集会”、“匪谍之活动于其左右”而“未作任何适当之防范”、“对亲信人员不法言行之知情不报以及其平日之管束无方与误导失当”、“徇情包庇”“在逃嫌疑犯”等项，均应负起责任。

这样，不管郭廷亮是否有中共嫌疑、孙立人与“兵谏”一事有无关系，按照蒋介石事先定调，郭廷亮被认定为图谋不轨案的“共谍”，而孙立人则变成“受人利用”。虽然既无人证又无物证，仍然被一审定谳。被定为“匪谍”和“主犯”的郭廷亮，原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无期徒刑，流放绿岛。这是“共谍”案主犯史无前例的轻判，看来台湾当局对郭廷亮“匪谍”和“主犯”的定性却也有感理亏。但这样做，表面上为孙立人开脱了干系，1955年10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认定孙立人“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应负之重大咎责，故念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虽然没有被判刑，但孙立人遭到了与张学良一样的下场——长期被软禁。当年，张学良被软禁，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成功地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党军队共赴前线，抗日杀敌。而孙立人则什么也谈不上。后来，尽管美国多次说情，要求蒋介石恢复孙立人自由，但蒋介石至死也没有放孙出来。

蒋介石对待“台独”的不妥协立场，对待亲美势力的严加防范，使得台湾政局在蒋介石、蒋经国时期相对比较平稳。“台独”活动尽管有美、日支持，但在岛内却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其活动空间被蒋介石的严酷手段挤压在国外的极少数国家。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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