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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摄影有些年头时才发现:我一直是花钱买相机帮别人干活。比如,拿自己的相机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拍那些政府需要的资料片、旅游片,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摄影比赛,虽说也能挣得一些小钱,但到头来没有一张能感动自己或留得下来的照片;拿自己的相机用自己的休假去为媒体拍一些对自己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照片,虽然也能挣得一些酬劳费,但绝对是按照媒体的旨意去拍的,自己不过是了一个地道的“枪手”而已,然而,正是这样的“枪手”,无疑是初学者眼里的“摄影师” 、“摄影记者”,是他们学习的“版样”,但是,现在想想,摄影玩到这种份上真是悲哀。
拍什么?为什么拍?这是我这几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怎么拍不重要,逆光顺光,俯拍仰拍,快速慢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拍什么?我不敢苟同“快乐摄影”的观点,也不同意摄影是一种“信仰” 之说,但摄影在我看来,一定是一种责任,一种通过你的视觉和思维再现的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拍感动自己的瞬间,拍还原真实的历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快乐摄影”。如果一个连自己都打动不了的画面,就算是拍下来了又怎么能打动得了读者?所以,过于纠结在光影、构图和形式上的东西,过于纠结在设备、镜头和成像上的物理元素,不去思考,不去寻找感动自己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就对不起为摄影所花费的银子和挎着沉甸甸相机的脑袋。
我时常在想,拍风光,拍花鸟鱼虫,固然可以自己欣赏,也可以给朋友欣赏,仅此而已。我实在想象不出那些花花草草有什么可以感动自己内心的,想象不出一百年甚至五百年一万年前的花花草草和现在的花花草草有什么不一样,想象不出那些打着摄影的旗号去旅游去艳遇去寻欢作乐者他们的所谓的“摄影”到底与摄影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拍人文,拍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拍他们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这些看上去虽是简单的拍摄记录,但它却是这个时代的人文,譬如佤族的生活习俗、他们居住的木楞茅草屋;譬如怒族的石板巴巴,独龙族织布,傈僳族留索,藏族的转山,彝族的老虎笙等等;譬如即将消失的昆明小板桥赶街、老昆明荫丹蓝的绣花围腰布……如果不去拍,以后就没有了。就像“关街”一样,这样东西如果你想到了拍摄到了,过些年回头看看,真是稀缺,依然可以感动自己,因为人和物是在变化的。
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翁嘎科——我的第二故乡,三十年前我在那里当兵。那里的佤族、拉祜族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他们很多人都不会穿衣服裤子和鞋子,刀耕火种,守猎为生,那个年代我有不起照相机,就算有也不可能会去拍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因为那个时代我还没有现在的拍摄理念和意识,假如有,那绝不是狂言:我也一定能成为“大师”。三十年后,当我再次踏入翁嘎科这方热土时,我发现翁嘎科的山依然是那些座山,水依然是那塘子水,要说变化就是那些木楞茅草房没有了,那些不穿汉族衣服或光着身子的佤族人没有了,那些一脸写满沧桑戴大耳环的老人几乎是见不到了。村村寨寨都是钢筋水泥琉璃瓦,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和城里人一样的穿着打扮。我很沮丧,很懊恼,没能记录下那些足以感动我一生的画面,那些逝去了就永远也找不到的影像。
前些天,我和曾经在怒江工作多年的一个部队领导品茗闲聊,当说起怒江时,他感慨万千,滔滔不绝,总有说不完的怒江,道不完的金戈铁马。他曾带领部队留索飞渡怒江,曾翻越片马雪山,甚至带领部队沿着中国远征军走过的路线翻越野人山与缅甸军队会谈……然而,多年来,这一幕幕一直挥之不去,一直深深地感动着他内心的画面却没有留下像样的影像,从而,成为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相机就像是一支笔,写什么字作什么文章是笔者的事,写得好坏取决于执笔者的学识和修养,取决于执笔者的意识和理念。就前几天的事,某县政府委托某媒体邀请10名知名摄影家去该县采风,采风的一切费用由该县政府买单,之后还要办一个摄影展和出版一本画册,入选作品每幅均有100元的稿费,其目的就是想通过摄影家的镜头留下一批宝贵的影像资料。这样的活动,在很多人摄影人看来,不但是一次免费旅游,而且还有奖金,真可谓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然而,当应邀的几名知名摄影家查阅该县的摄影资源后就谢绝了这样的“馅饼”,自己打着“飞的”去拍他们所需要的影像。由此,我想起在我心里一直挥之不去的两件尴尬事,一是2006年香格里拉依拉草原的赛马会,赛马前的舞蹈表演刚刚进入高潮,此时,有两辆去梅里雪山采风的大客车路过,车上下来的全部都是老年人,头上戴着印有“某某摄影家协会”的字样的帽子,他们一个个前呼后拥,冲出警戒线,你推我拉,抢占有利位置绝不谦让,视记者席领导席而全然不顾的摄影精神令我折服。二是第二届大理国际影会的“放生”仪式上,当主持人宣布放生时,几十上百的摄影人一窝蜂的冲上台子,且大多是老年人,他们根本不顾身后的记者和座在第一排的领导和嘉宾,他们“冲锋陷阵,死而后已”的精神让无法干活的记者们目瞪口呆。我在想,他们拍这些演出和放鸟的照片到底有什么用?有何价值?就此,我不得不说说吴寅伯先生,他是中国老一辈摄影家,解放前从事摄影沙龙活动,拍了大量的沙龙片,解放后在《人民画报》做摄影记者,那个年代《人民画报》许多封面都是他拍的,但是,老人家在弥留之际曾感慨地说:“我们这一辈子真是一无所成,拍了那么多照片,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一辈子追求沙龙摄影,都是和社会生活没有关系的摄影,根本在历史上就留不下来。” 吴寅伯是郎静山的朋友,解放初期郎静山去了台湾吴寅伯则选择了大陆,之后郎静山成为摄影的一代宗师,吴寅伯却无人知晓。兢兢业业干了40余年摄影的吴寅伯却没有留下几张能够感动自己的照片,因为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中国媒体的图片大多数是摆拍的,也很少有人敢去拍真实的东西,堂堂《人民画报》的记者,居然没有留下几张那个时代有价值的影像(也有一些交公找不到的),这是吴寅伯从事摄影工作的悲哀也是中国摄影的悲哀。
综述以上,那些花钱买相机帮他人干活的人该醒醒了,拿着自己的相机,去拍能感动自己的照片,去拍能够留得下来的照片,哪怕你不会像“打摄影比赛”那样有名气,但是,那一张张图片故事一定会陪伴你一生感动你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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