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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增基广东省高州人 ，我国著名旱区小麦育种专家，近50年里，梁增基使长武县旱作小麦亩产水平由过去60公斤提高到450公斤，有的田块亩产超过500公斤。培育成旱作小麦国审品种3个、省审品种3个，在长武县和渭北高原及甘肃陇东、河南、山东等地累计推广超过1亿亩，增产粮食20多亿公斤，增加社会效益30亿元以上，为旱作小麦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方水稻有袁隆平,北方旱地小麦有梁增基”。
2014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亲切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梁增基作为先进个人代表出席表彰大会并受到习近平接见。
梁老1933年生于广东高州，1961年大学毕业后为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是生长在岭南的异乡人，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陕西渭北高原从事旱作小麦育种工作，一干就是50多年。 他培育出的品种，让旱区小麦从亩产60多公斤一步步增长为亩产450公斤的高产作物，被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为“救命恩人”。 半个世纪过去，耄耋之年的陕西省长武县农技中心退休研究员梁增基，退而不休，依旧奔波在田间地头。 乡亲们说，与黄土地融为一体的，不只是他培育出的小麦良种，还有他自己。
扎根异乡的“老农人”：“要吃粮，找老梁” 国庆节过后，新一轮的播种期刚刚结束，本应是育种工作者一年中相对轻松的时节，梁增基却如往常一样，来到位于长武县郊区农技中心的试验田里。 坐在小凳上，戴上眼镜，梁增基双眼紧盯刚刚出芽的嫩苗，一边在笔记本沙沙走笔，一边与身旁的助手交流。“最近的工作量很大，观察苗情要汇总资料。”他神情严肃，一如54年来工作中形成的一丝不苟。 光阴倒转回1961年秋天，原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的梁增基被分配到长武县农机站。 长武，位于渭河以北、黄土高原边缘的“旱腰带”地区，十年九旱，自然条件极为艰苦，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彼时更是外人眼中的苦穷之地。 从西安出发翻山越岭一整天，车子刚刚驶入只有一条百米长泥泞街道的县城，一同前来的同学已萌生去意。 比起只有几间土坯房的农技站，更为困难的是当地极为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摆在梁增基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场景：秆如茅草，穗如蝇头，小麦生产十年九灾，平均亩产不到100斤，农民常年啃高粱面的“黑馍馍”还填不饱肚子。 但这个出身贫寒的广东高州小伙子没有退却。培育出与旱塬相适应的小麦良种，让老百姓吃上白面馍馍，成了他最初的动力。 培育一个优良品种，从最初的杂交试验到最后通过审定应用于生产，至少需要12年。从此，无论是在烈日下麦浪翻滚的沟沟坎坎，还是数九寒天冰雪覆盖的试验田里，长武旱塬上多了这位异乡人的身影。 “冬天，实验室里像个冰窟窿，老梁经常边哆嗦边写材料；夏天，炙热的太阳晒得皮肤发疼，老梁在田里一干就是一天。”农技站的老同事段长林说。几十年如一日，梁增基就这样不离土、不离种，在田间地头耕耘播种。 50多年来，梁增基培育的“长武131”“长旱58”等系列小麦新品种，攻克了旱作小麦“冻、锈、旱、倒、黄矮病”五大难题，生产上由多灾变为基本无灾，由低产变高产，亩产由上世纪60年代61．1公斤逐步提高到现在超过450公斤。 “要吃粮，找老梁。梁老师是咱渭北旱塬人的救命恩人，大家都叫他‘旱塬上的袁隆平’。”记者在长武县丁家镇十里铺村偶遇的村民薛玲草这样说。在长武县的农民中，几乎无人不知这位不善言谈的“老农人”。 如今，梁增基培育的品种不仅覆盖了长武沿线“旱腰带”地区90％的耕地，也在甘肃、河南、山东等省干旱地区推广300多万亩，综合效应超过40亿元。
退而不休的专家：耄耋之年不下“主战场” 当年和梁增基一同分配到长武农业系统的20多名大学同学，后来陆续调离，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留下的只有他这一个外乡人。 不是没有调走的机会。早在1977年，原陕西省农科院的领导就看中了他，不惜动员咸阳、长武组织部门“挖角”，他还是留了下来。甚至后来他的老同学、农业部一位领导请他走，他也不为所动。 “咱搞农业的，在哪里都是一样。旱作小麦育种刚起步，不能半途而废另起炉灶。”梁增基身上，有股子“老广”的倔强。 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梁增基72岁才退休，但他却退而不休，试验田还是“主战场”，选材、杂交、播种、整理资料，依然是每天的“必修课”。 “最近，我新培育的‘长航一号’已通过省级审定，其高产性、抗旱抗冻性不亚于‘长旱58’，后面新的更优品种也正待出台。”提起自己的本行，老梁掩饰不住喜悦，“科技创新没有尽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享受，这不光彩！” 在梁增基的试验基地里，记者看到了一辆锈迹斑斑、坐垫裸露的自行车。直到两年前膝盖生病，他才告别了这辆骑了20多年的“老爷车”。 “一件白衬衣、一顶草帽，梁老师做起杂交试验起早贪黑，不喊累、不叫饿。我们做出的数据，他非要一一核对才放心，跟着他吃了不少苦。”梁增基如今的助手、80后农学硕士慕芳“叫苦”道。 在同事和家人眼中，梁增基生活俭朴。他和老伴一生辗转搬家八九次，直到2013年才住进了县里提供的廉租房。在这间50余平方米的家中，记者注意到，白灰抹墙、水泥铺地，几件成套的家具还是上世纪80年代做的。 梁增基并不是没有钱，他从1992年起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如今每月的退休工资有5000多元。多年来，各级组织先后奖励他十余万元，却都被他捐出资助贫困学生。 “2011年，市上奖给父亲5万元。当时我女儿刚考上大学，想让他资助一点，但他最终还是把钱捐了。”女儿梁瑞芳说，父亲总说，自己拿着工资，干出成绩是分内之事，奖金应该还给国家。
并不守旧的新“学究”：期盼更多年轻人扎根基层 尽管在工作上有着老一代专家的执拗，但梁增基并非因循守旧的“老学究”。 读书看报，每天收看新闻，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前年，他花2000多元买了一款智能手机，还与陕西、河南、山东的同行们建起了微信群，取名“桥梁”，意为交流业务的桥梁。记者翻看群里的对话，尽是探讨业务的术语。为了查阅资料方便，他给自己配置了电脑和打印机，成了朴素家中仅有的值钱家当。 跟黄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老农人”梁增基对如今的农业发展也有着新的担忧。“农业收益太低，亩产千斤也就1000多元的收入，去除成本剩不到100元，打工几天就挣出来了。要把农业搞上去，应该把土地流转到大户手里，实现规模效应。但土地是农民最后的保障，流转土地也要考虑他们的生存和保障问题。” 梁增基说，颇令他痛心的，是基层农业人才的极度匮乏。如今的长武县农技中心，45个编制仅有32名工作人员，成为基层罕见的“不满编”单位。 “能者不来、来者不能”，梁增基这样描述，搞农业往往需要坐十几年冷板凳才能出成绩，愿意从事农业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基层农业科技界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自己退而不休，是责任心也有无奈。“作为县级科研单位，科研经费短缺，申请课题也非常难，年轻人就算愿意来，因为种种现实困难，也很难扎根基层。” 如今，除了希望能培育出更好的品种，梁增基最大的心愿，是能有更多人关注农业、关注基层，更多的年轻人能扑下身子，到基层为农业和农民尽力。 [url=]南方都市报[/url]报道
关于广东高州老家的记忆： 梁增基在记者采访时回忆小时候的事情，生长在农村家庭的梁增基每天要砍柴、给牛割草，“每天早上4点多母亲会把饭做好，吃过饭就上山，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天才亮起来，干完活儿一般都到中午12点多，下午四五点回到家才能吃上饭”。用梁增基的话说，小时候的生活锻炼了自己的耐久力。
关于广东高州老家的记忆，只能停留在32年前，从1961年分配长武工作到现在，53年间梁增基只回过3次家。“1963年回过一次，1970年一次，1982年一次，1989年只是路过一回。”虽然时间久远，可梁增基清楚记得每次回家的时间。
“1970年回家是刚结婚生子不久，回家探亲；1982年回家，是带着全家人回家认门，那年回家他跑县城给住在农村的奶奶换了好几套崭新的床单、被罩、棉衣、衬衣。”梁增基的长女梁瑞芳说。
屈指可数的回家次数，让他错失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1985年正值麦收时节，也是梁增基最忙的时候，家里发来电报母亲病故，梁增基只是回了一份长长的电报，委托家中兄长办丧，“那时候交通不方便，来回得好多天，这边正是麦收，最忙的时候，也没办法。”他说。
“奶奶去世那年，他没能抽出时间回家，我们几次看到他趴在桌子上哭，一边看文件一边流眼泪，把桌上的资料都打湿了，我们看着都觉得心疼。”虽然已经是近30年前的事情，可梁瑞芳谈起这件事还是红了眼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父亲流眼泪。”
60岁以后，梁增基曾要回老家看看，甚至向出租车司机打听了开车过去往返时间、路费等信息，可一年年过去，回老家的计划又被自己的事业一次次耽搁。如今，长途远行对梁增基来说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千里之外的家想回也回不去了。“这几年，父亲也不再提要回去的事情了，说自己现在已经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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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6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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